醫患關系差，可能引導醫生治病盯住“短平快”

講述者：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胸外科副主任醫生 劉彥國

“醫患關系緊張，最終受傷的是病人。因為它可能引導一些醫生有意無意地‘躲避’危重病人，傾向于很保守的治療，并且看病盯住‘短平快’。有時，可能會讓治病成了‘但求無過’的表面工程、短期工程。”劉彥國醫生這樣概括他眼中醫患對立的“毒果”。

劉彥國醫生告訴記者，醫患關系不好，首先會引導一些醫生“挑病人”。“當手里同時有幾十個病人的住院條時，那些危重的、年紀大的、身體不好的、并發癥多的、手術難度高的病人，就可能被‘婉言相拒’。”

他表示，在一些專科醫院，這種現象相對更明顯，由于其本身的輔助科室不好，更傾向于接收簡單的病人。“所謂‘簡單’，就是手術好做的、偏早期的、病變比較小的、年齡比較輕的、身體底子好的。這樣，病人能很快出院，家屬高興，醫生也沒有被罵、被打的危險。醫患雙方‘皆大歡喜’，問題是被‘挑出去’的病人怎么辦？”

讓治療變得小心翼翼，是劉彥國醫生眼中的第二個“毒果”。因為“醫生常常會把醫療的風險性擱在第一位，而將療效擱在第二位，這不正常”。

他舉例告訴記者，在給肺癌病人做化療時，如果嚴格按體表面積算，某種藥用到150毫克，療效是非常確切的，但150毫克顯然提高了嚴重毒副作用的風險系數。“這時，醫生會怎么選？如果醫患雙方很好溝通，對于毒副作用彼此有‘共擔’意識，那么，肯定要首先保證療效；但如果遇到比較‘矯情’、難以溝通的家屬，很多醫生會以‘不出事’為首要原則，把劑量適當降下來些。”在劉彥國醫生看來，醫療的首要目的應該是療效，“為了所謂的‘安全’而減少劑量，對病人是好是壞？難說。”

保守不止體現在用藥上，劉彥國認為，它甚至讓醫生對病人說話，都越來越像“外交辭令”。

“比如放在10年前，當你肺里有個小結節時，如果有90％的把握是良性的，醫生會告訴你‘沒事，記得3個月后再做個CT，觀察一下就行’。這對病人是極大的寬慰。”但在醫患關系緊張時，越來越多的醫生不再用這種“擔風險”的說法了，他們會考慮到哪怕1％的可能性，把一切小概率事件都說給你聽，以免被“算后賬”。

“當你檢查了一大通，醫生還只用‘可能是……也可能是……’的句式時，病人會怎么想？其實，醫生比病人更怕‘誤診’，為了不惹麻煩，只有用排除法‘買安心’。”

然而，劉彥國醫生眼中最大的醫患對立“毒果”，恐怕是治病在一些醫生那里，正在變成面子工程、短期工程。

“拿我們常做的肺癌手術舉例吧。醫生在給一個腫瘤病人做手術時，如果腫瘤與周圍結構‘粘’得比較緊，一個職業精神比較強的醫生，會非常仔細地剝離腫瘤，一定要把它切除干凈。但代價是手術時間長、創傷面大，而且會增加術中大出血和術后遲發出血的風險。這時，如果病人家屬不好說話，對這些副作用和風險性全然不理解、不接受，有的醫生寧愿安安全全地把腫瘤剔除下來，手術時間短，病人創傷面小，術后恢復還快，病人和家屬都能高高興興地回家。”但是，后者可能過3個月腫瘤就復發了，而前者，也許3年都不會復發。

“3個月還是3年，對病人性命攸關。當治療被迫成為面子工程、短期工程時，誰之過？誰受害？”劉彥國憂心忡忡地反問。

輿論環境苛刻加劇醫生流失

講述者：天津某三甲醫院住院醫生 錢江（化名）

“學醫，你后悔么？民生多艱，醫患積憤，當善良一點又一點因冷漠和懷疑消退，當生命一次又一次受暴力和野蠻的威脅，你還有什么堅持下去的理由？”這是一位醫生目睹頻發的“傷醫”事件后，在自己的微博上抒發的慨嘆。

頻發的“傷醫”案不僅令一些醫生心寒，也導致不少醫學生不愿從醫。一項媒體調查顯示，八成醫生表示不愿讓后代從醫，未來的優秀醫生可能正在“流失”。

在天津某三甲醫院的年輕醫生錢江看來，職業“悲觀情緒”在他身邊的同事和實習學生中，“比例非常高”。“甚至有因為失望、擔憂而不再從醫的。”

談起當下的醫患關系，錢江認為，醫患關系緊張不是單方面的原因。“我承認，確實有一部分醫生的工作態度和方法有問題，但多數醫生主要是因為工作負荷量太大。”

錢醫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其實，全國大多數醫生的工作強度基本上是一樣的。每天的工作量巨大，從上午7點半上班開始，到干完活，一般很少有準點下班的時候，很多情況還需要加班。如果碰上值夜班，24小時上班則是常事。作為一名醫生，沒有一個完整的周末恐怕是所有從醫者最無奈的。在這樣高負荷的工作狀態下，醫生對自己的每項工作還必須細致、細致再細致，因此，醫生的健康問題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問題，很多臨床醫生基本上處于亞健康狀態。醫生需要被理解。”

在錢江看來，另一個造成醫患關系緊張的重要因素，是老百姓對醫生的收入存在誤解。

“醫生這一行，對專業素質的要求非常高，并且所需的學歷越來越高。”他告訴記者，他身邊的本科生畢業基本上找不到工作，多數醫院都要求有碩士、博士學歷，尤其是三甲醫院。從醫學院畢業到真正開始工作，即獨立值班、管病人，都在三十一二歲以后。

“在天津，我剛工作的工資也就是2000元左右，高收入的醫生，差不多都是45歲以上的年齡了。”他說，“比較而言，其他行業可能本科畢業就能去工作，干到30幾歲，或許已經是中層，收入可觀，至少養家糊口的壓力不如從醫者大。醫生的投入和產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成正比。這也是我和我身邊的同事，不愿讓自己的后代從醫的原因之一。”

錢江告訴記者，他認為醫生的流失現在還顯現不出來，但10年后，恐怕醫護行業的人才流失“會讓人震驚”。“那時就不是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了，是沒有人看病了，花多少錢也沒有醫生看病了。”他非常擔憂地說。

據碩士畢業剛滿4年的錢江觀察，現在很多院校的醫療專業，已經出現了“高考招生招不滿，即使勉強招滿，也沒有特別優質生源”的局面。

“加上現在的醫療環境，剛畢業的醫學生嚴重缺乏適當的臨床鍛煉，醫院和上級大夫無法放手讓年輕醫生進行從理論知識到實踐技能的轉變，從業時間自然要‘延后’，這樣的結果無疑又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的醫療環境；當有經驗的老醫生逐漸退休，年輕醫生又接不上時，就可能造成醫療技術和優秀人才斷層。”

要解決醫護人才流失問題，錢江認為，國家加大投入是首要的。“公立醫院既然有個‘公’字，就應該具有公益性質，由國家出面扶持，而不是自己去追逐利潤。現在，國家對醫療方面的投入偏低，醫院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不得不‘以藥養醫’。”

他認為，只有醫生的待遇與其勞動價值相匹配以后，醫生才會愿意付出更多時間和精力來悉心對待患者。

“輿論環境也很重要。現在很多人質疑醫生、為難醫生，一大原因是公眾不了解這個行業，而個別媒體的‘挑動’、‘渲染’，又造成醫生形象下降。”他說。

“我覺得醫患關系整體上是好的。在最容易‘醫患沖突’的急診室，我遇到的絕大多數人都明辨是非。其實到了醫院，病人對醫生的尊重與依賴是很明顯的。個別不通情理的人肯定有，但各行各業都會遇到這樣的人，幾率差不多。只是醫患矛盾被渲染得多了，讓人特別注意了其中‘沖突’的一面。”     實習編輯：魏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