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神話與風險

在溫州，似乎人人都能講幾個有關“高利貸”的段子

“副縣長的兒子都自殺了，就是因為還不起高利貸。”寧波市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在溫州，似乎人人都能講幾個有關“高利貸”的段子。在調查中，一位老人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自己的老朋友就是因為女兒借了2000萬元高利貸，最后不得不將自己辛苦經營了8年的服裝廠賣掉抵債。

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說，如果民間借貸利率過高，偏離市場平均投資收益水平，隱藏的金融風險會隨之而來。

他分析說，一是地下金融組織發生資金鏈斷裂，出現經營者攜款出逃現象，受此影響的是普通投資者的利益，容易危害社會經濟和金融的穩定；二是中小企業如果因為高利貸而發生資金鏈斷裂，出現經營者躲債出走現象，受影響的則是外來打工者的利益，容易導致社會生活和秩序的不穩定。

同時，企業借助高利貸償還銀行到期貸款，不能真實反映企業流動性狀況，掩蓋了銀行信貸資產的質量。而高利貸借款人在股票、期貨市場的投機性行為，也會加劇資本市場的波動，帶來潛在的金融風險。

“賭”的心態

進入3月，有關溫州企業“逃跑”的傳言再次蔓延開來。

“今年已經跑了好多企業，產生了連鎖反應，涉及資金上百億元。”近期在互聯網上的一些論壇里，關于溫州高利貸的傳言再次爆發。

傳言的狀況有點像2007年。當時也是銀行貸款收緊，中小企業的融資轉向地下錢莊，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一來，一些企業因為還不了高額貸款而倒閉。溫州工商聯秘書長趙文冕擔心：“2011年下半年會有一些企業頂不住。”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浙江一帶調查了解到，求助于民間高息借貸的主體大都為無法從銀行等正規渠道貸款卻急需資金的企業、個人。他們的資信相對較差，缺少抵押品，是被銀行排除在外的群體。

一位直接操作高利貸的人士告訴記者，中小企業大量借入高利貸資金維系正常的現金流轉，即便面臨增長困境也不會主動放棄，“哪怕虧本，企業主不太可能放棄”。

“但正規經營，他們還不起這個錢。”一位經營擔保公司的人士告訴記者。如果按照6%的月息，以單利來計算，年利率為72%，真正做實業的企業根本還不起。

“只有之前暴利的房地產行業可以彌補高利貸的利息。”浙江銀監局一位人士說。

寧波市擔保協會副會長林軍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高利貸借款多為項目性的，“賭一把，一旦成了，高額的收益可以彌補高利貸的成本”。一旦失敗，借款人還不起高利貸，只能“消失”以對。

倒在高利貸下的企業不在少數。特別是在2008年，出現過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人間蒸發、中港房產高管集體失蹤、溫州霸力集團董事長王躍進遠遁他鄉等大事件。

在紹興，說起因深陷高利貸泥潭而倒下的江龍控股和華聯三鑫，至今讓人心有余悸，其連環擔保圈，讓紹興的一些企業深受其害，“目前仍有一家企業在政府接管情況下，還是無法走出高利貸泥潭”。

對于高利貸本身來說，也存在風險，貸出去的資金很可能隨著企業的倒閉而收不回來。

“不久前一家擔保公司放貸一家企業10多億元資金，由于企業財務狀況惡化，致使無法收回本金，每個月只能收回一點利息。”溫州當地一位人士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溫州一位從事民間借貸的人士對記者表示，高利貸資金鏈斷裂后，影響的不僅僅是企業，還可能有成百上千的上游資金客戶，包括農民。

據寧波某汽車部件公司總經理介紹，寧波的“日日會、月月會”等非法集資群體，以高息誘使參會的人集資，當資金到一定額度以后再發放高利貸，按日計利息。但是，非法集資群體承諾的利息高達一天5分，甚至更高，所以風險極大，不具有可持續性，“基本上都是拆東墻補西墻，最后無法拆補的時候，就倒閉走人”。

“民間融資形式呈現組織化正是目前溫州民間金融兩個新特點之一。”溫州市金融辦主任張震宇認為，民間借貸行為一旦形成組織化后，“洗黑錢”活動往往隨之而生，一些黑色收入通過民間借貸走向“合法”，甚至一些企業也通過民間借貸方式進行利潤非法轉移。

同時，民間借貸缺乏正規法律渠道對債權人進行保護，在發生欠債不還的情況下，不少債權人通過暴力收回借款，就出現不少黑社會性質的追債公司，雇兇傷人等事件時有發生，這些都增加了社會不安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