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政府最近邀請一群人來看自己怎么“割肉”。

在一些學者看來，由于長期“營養過剩”，政府胖了，而政府的肥胖導致中國慈善體制“不倫不類，人格分裂”。

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說，這些年來，行政力量助推的“慈善風暴”席卷了許多地方，逼捐、派捐、以權謀捐的現象時有發生。

現在，云南要對自己動刀子，割掉身上這塊“肥肉”。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聯合舉辦的“推進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組織”座談會上，云南公開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場，除發生重大災害外，不再參與社會募捐”。

外界樂觀地認為，這意味著當地政府不再具有行政性募捐的權力。但也有學者表示，這僅僅是一種先聲，距離真正落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如果政府不退出，就為慈善風暴準備了土壤

為了割掉這塊“肥肉”，今年4月，云南省委宣傳部和云南省民政廳帶著相關人員，到北京請專家進行了3次“會診”。

隨行官員中，好幾位都是廳局級干部。面對他們，專家們可一點也沒留情面。

“社會管理創新必須要改變思維，要把老百姓看成可以自我管理、具有自治能力的人，而不是當動物來養。”當著這些官員的面，徐永光毫不客氣地說，“把人當動物養的管理，如果讓我打分，是零分以下！”

當時，北京專家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政府應該退出募捐市場，不直接參與募捐，各個社會組織募集到的善款也不由政府分配，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組織之間的公平競爭。

“如果政府不退出，把企業家的捐贈摟走了，通過組織又把公務員、事業單位的捐贈給摟走了，養分都搞走了，民間公益組織怎么成長？這也為慈善風暴和慈善里的權錢交易準備了土壤。”中國扶貧基金會副會長何道峰說。

不過，在云南省民政廳最初起草的文件里，“退出”的前面謹慎地加上了“逐步”兩個字。一名專家看到這條內容批評說：“你們這是‘放長線釣大魚’，不知道要‘逐步’到什么時候！”

7月18日文件正式對外公布時，“逐步”兩個字消失了。

徐永光當時并不知道，那些在他聽來都有些刺耳的話，被云南來的工作人員“不經過加工和刪節，原汁原味”地整理給云南省委省政府的領導。3個月后，他們在昆明再次相聚時，云南省委宣傳部一位工作人員才說：“我們當時冒了一點險，你們在北京說了什么難聽的話，我們都原封不動地記錄下來了。”

作為欠發達地區、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量低于全國水平的西部省份，云南此次的改革讓很多人感到吃驚。有媒體評價，它的力度甚至可能超過北京和廣東。實際上，在1990年代初，因為獨特的自然環境、多民族性以及貧困問題，云南曾被稱作社會組織的搖籃。

“云南的開放程度高，有條件做創新。”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振耀說。

不過，云南如今也遇到了其他地區一樣面臨的問題。云南省民政廳民間組織管理二處副處長楊武成告訴記者，云南一些社會組織存在政社不分的問題，一些研究會、學會就像“二政府”。到了縣里，紅十字會和慈善總會系統募集的善款，往往會被挪入政府財政預算的盤子里，用來修路。

對于地方政府來說，這已經是個公開的秘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鄧國勝的團隊曾有統計，汶川地震760億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財政，最終成了政府的“額外稅收”。

楊武成注意到，地震捐款進了政府財政戶頭這件事，是對政府公信力和公眾愛心的挫傷。而2012年底民政部部長李立國表示不再指定個別或者少數公益慈善組織接受捐贈后，今年蘆山地震中，國內第一家民間公募基金會壹基金“就冒出來了”。地震發生第一天，壹基金獲得的捐款數額是紅十字會的70多倍，當時媒體評價，官辦社會組織一統天下的格局被打破了。

“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權力的讓渡從政府退出募捐市場開始。”楊武成說。他記得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曾表示，要創造做好事做善事的氛圍，給民間組織創造一個天地，不要讓社會組織變成“養老爺”的地方。

楊武成謹慎地表示，他目前無法保證底下每個縣都會嚴格按照規定去做，但至少地方官員“沒有依據”再刮“慈善風暴”了。“最起碼慈善組織不能再以政府名義募集資金，政府也不能發個紅頭文件，把紅會和慈善總會的賬號告訴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