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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應該是“60%”的執行主體？

“這個政策的出臺，的確是主要針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從這個角度看，提出對這些專業招生計劃的總量適度控制等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南開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劉清華老師強調，“但要執行這個政策需要科學客觀權威的產業人才需求數據做支撐。”

“目前的規定還不具體，什么時候執行，怎么執行，誰來執行，都還沒有相關的規定。而且，這60%的執行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記者在采訪中，很多高校的就業指導中心負責人不約而同地表達了相似的觀點。

首先是執行主體的確定，“這個執行主體不應該由學校來承擔，應該呼喚政府的作為。”南開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劉月波指出，“專業的設置和規模的調整非常重要，固然需要學校作為人才培養的主體來及時跟蹤、了解畢業生就業狀況，但是學校的視野畢竟有限，很難掌握全國的整體情況，需要政府把高校放到一個大盤子，宏觀調控。”

蔣直平建議，“應探索建立‘高校畢業生就業和重點產業人才供需年度報告制度’，每年及時發布準確的畢業生供需數據，學校就可以根據數據及自己學校的專業排名來提前幾年做出調整，該不該招，招多少人，將會有的放矢，避免盲目。”

“減招易，停招難”。事實證明，很多學校在停辦個別專業時，遇到了來自于人事、觀念等方方面面的阻力。“這就更需要政府的統一調控。比如某個學校的法律專業停招了，不是意味著法律專業的教師就都失去工作，而是可以政府協調，將其中的優秀教師調至其他具有法律專業優勢的學校任教，而這個工作是高校無法承擔的，需要教育主管部門、人事部門的支持與配合。”劉月波介紹。

當然，還有其他需要統籌兼顧的問題，比如，盡管國家三令五申，要求引入第三方機構來評估與監督高校的畢業生就業率統計，杜絕就業率造假，但是，目前為止，我國的第三方機構監督機制依然不成熟。此時推出60%的要求，是否會進一步助長就業率造假之風？

熊丙奇指出，“雖然此次教育部同時要求大學‘四不準’，以防止就業率造假，但由于高校就業率的統計和發布，采取的是學校自行統計、上報當地教育行政部門的方式，缺乏有效的外部監督，因此，可以預見，在進一步提高的就業率要求面前，出于利益因素，一些陷入就業困境的高校難免注水沖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