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榮久強調，開放型經濟體系是中國對外開放政策的基石，但遺憾的是，它并未完全成為我國政府部門出臺各種對外經濟活動政策的基點，引出一些問題，值得重視。

入世后，相比中國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成就，中國在體制完善方面仍相對滯后，是今后應著力加強的。

“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指出，要堅定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領域改革，加快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

劉軍紅說，中國入世十年成績突出，完成了階段性任務，但經濟對內對外均衡的問題仍未解決。這與過度強調物質文明和市場經濟，忽視法制、行政體系和醫療保障等社會體系的建設有關。

這些問題已影響到中國競爭力的提升。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推出的《亞洲競爭力2011年度報告》顯示，中國的經濟總量居亞洲第一，但競爭力僅列第11位，韓國、中國臺灣和日本列亞洲經濟體競爭力前三名。

報告指出，中國排名靠后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社會發展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在這方面中國亟須解決的問題集中在三個方面：政府商業行政效率（第22位）；基礎設施能力（第14位），包括互聯網、電力以及通訊設施方面；以及社會發展水平（第31位），包括醫療服務和交通安全問題。

劉軍紅說，中國應以入世十周年為一個新起點，進入體系構建的時代，繼續完善市場體系，同時進行社會建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法律體系和行政體系。

張茉楠認為，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經濟增長引擎從外需向內需轉換的拐點已現，內需轉換關鍵在于刺激消費型經濟增長，這需要中國進一步改善社會保障和收入分配體系。

北京WTO事務研究咨詢中心首席專家程大為對本刊記者說，中國在加入WTO后，做了很多涉及貿易、法律和政府體制的改革，也開始在制度設計上創新。例如加入了“和諧”等帶有中國元素的想法，但這些還不夠系統，不夠清晰。

在WTO中發揮更大作為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十年間，隨著經濟貿易高速發展，綜合實力增強，已逐步成為世貿組織核心成員。對WTO本質及未來走向趨勢作出正確判斷，對中國在其中爭取更大利益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劉軍紅認為，WTO提倡有管理的自由貿易體系，其體制應得到尊重，但發達國家成員濫用保護主義，有很多針對發展中國家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做法，中國積極、自覺和主動推動WTO談判，符合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也能促進世界經濟整體發展。

當前WTO多哈回合談判出現停滯，很可能面臨失敗的結局。對此，劉軍紅認為，多哈回合談判的根本癥結在日美歐等發達國家在農業問題上的矛盾，這是主要矛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規則問題屬于次級矛盾。他說，指責談判失敗責任在發展中國家，是發達國家轉嫁禍水的做法。

陳鳳英也認為，多哈回合的前景悲觀，核心問題是WTO規則制定帶有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烙印，仍由西方主導。她認為，WTO和IMF一樣必須改革，在后危機時代構建一個更公平公正的架構，在這方面，中國可以發揮影響力。

程大為對本刊記者指出，WTO運行仍正常，其危機在談判層面。有危才有機。她認為，WTO總干事拉米說“共贏”，中國提出的“和諧”理念也可以理解為“共贏”，中國應以推動WTO體系合理和諧作為目標，積極追求成為和諧WTO體系的主導者，全面參與世界經濟體系重塑。

薛榮久坦言，入世十年來，中國切實履行承諾和成員職責，取得很大成就，但同時也出現了不可忽視的問題。例如，貿易高速發展但嚴重失衡；尚未形成與中國外經貿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貿易談判權、國際規則制定權以及由產業、企業為基礎的貿易談判體制，參與世貿組織的深度、廣度和影響力有限；貿易爭端加多、加深，貿易摩擦頻發，國內有些部門出臺的法規、決策和表態，與世貿組織規則出現背離和某些企業世貿組織規則淡薄等。

在新的十年中，中國在世貿組織中應堅定核心成員地位，勇于肩負起更多的職責。第一，使中國從經貿大國成為經貿強國，全面協調發展；第二，主動加大和加深對外開放，并要求成員相應對等的開放；第三，以互利共贏理念構筑與世貿組織成員的關系；第四，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成功和世貿組織的改革，多哈回合結束將是推動多邊貿易體制的改革，提升中國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機遇；第五，積極肩負起核心大國成員的職責，主動溝通與協調，消除誤解和誤判，減少負面影響；第六，雙邊經貿合作與多邊貿易體制有機結合，推動兩岸四方朝經濟一體化方向發展；第七，加大參與度，推動多邊貿易體制向更加公開、高效、公平的方向發展。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編輯：許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