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

入世十年，中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在國內面臨轉變發展模式的壓力和國際環境進入后危機時代的大背景下，推動中國持續高增長的“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逐步衰減，中國亟需謀變應對新的挑戰。

與十年前相比，當前糾結于復蘇與平衡的全球經濟，越來越凸顯其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其中的挑戰和機遇何在？

對外經貿大學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副會長薛榮久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指出，世界經濟從順利發展到出現金融危機，經濟結構和格局出現大調整，經濟秩序出現紊亂，表現了一些新特點和新問題：一是經濟全球化從高速發展到停滯狀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自由貿易受到非議，世界已有經濟發展模式和信條受到質疑；二是美國經濟不景氣，美元地位受到挑戰，世界經濟火車頭拉動力減弱；三是世貿組織多哈回合久拖不決，對世貿組織期望減弱，地區經濟合作興起；四是世界共同問題如環保、氣候、資源、反恐等問題出現；五是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和平崛起，日益受到世界關注；六是各國關注點變化，更重視就業、擴大出口、實體經濟發展和資本回流。

薛榮久認為，世界經濟從中速到低速發展，從比較穩定到大調整，從部分動蕩到整體動蕩，給中國同時帶來挑戰和機遇：其一，與世界經濟貿易大國矛盾加大、加深，但中國和這些國家的合作范圍也在加大、加寬，合作的手段在加強。

其二，來自外部的各種影響如資源供應、投資渠道、貨幣匯率、價格變化和信息網絡等加大，不能獨善其身，決策自主權受到一定影響，但中國也開始能夠對其他國家和國際機構的決策產生更大影響。

其三，中國需要承擔更多國際義務：如聯合國維和、世界經濟組織改革、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發展、全球問題解決和救災等，但中國的權利也在相應增加，影響得到擴大，同時也在積累經驗。

其四，與世界經濟發展趨勢同步，經濟波動、匯率波動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出現，這些問題的出現也是中國改革的機遇，如何繞過中等收入陷阱是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課題。

其五，外部市場環境相對惡化。保護主義情緒上升，民族主義和右傾思想出現，對貿易、投資和人員流動不利，給中國“走出去”帶來不利因素。

其六，對世界經濟運行、體系、秩序等的認識還不深入，有時被動，反應滯后，應對能力不強，經驗不足。

面對這些機遇和挑戰，正如“十二五”規劃綱要所指出的，適應我國對外開放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并重的新形勢，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

綱要指出，這一方面要求擴大和深化開放，包括沿海開放、內陸開放和沿邊開放；另一方面也要求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推動外貿發展從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提高轉變、從成本優勢向綜合競爭優勢轉變。

任務艱巨，但薛榮久認為，從過去十年的經驗看，對中國有信心，首先是因為中國決策領導層有憂患意識、國際意識，能高瞻遠矚，集思廣益，政府決策能代表廣大人民利益，有一定權威性；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民營企業興起，國內市場潛力巨大；三是對世界經濟運行機制的認識逐步深入，企業走出去、經濟、軍事、黨務、文化、援外等外事活動的開展，日益強大的智庫研究力量，為科學決策奠定基礎；四是逐步學會和掌握了應對國內外各種危機的本領；五是隨著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國力提高，世界對中國的期望加強，作用空間加大，整體談判能力加強，中國的自信心也在增強。

加快構建和完善體制機制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薛榮久注意到，這比原有提法“開放型經濟”多了“體系”這兩個字。

他對本刊記者分析說，對外開放是一個長期的政策，是中國的國策；“體系”兩字的加入，把中國整個對外開放整體化，把所有對外開放的各個部門、各個領域協調、機制化，是一個重大的發展。

內外聯動是這一體系的立足點，是把對外開放同促進國內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合起來；互利共贏是紐帶，互利、共贏的新理念應漸成共識，在開放型經濟體系的各個層面和參與體都要落實和貫穿這種理念；安全高效是體系效益衡量的基點，所謂安全是指不傷害國家整體發展，高效是指能夠提高中國的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