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局面下，機構們蠢蠢欲動。為了把股價推高了，機構們盤算，是必須采取措施將資金和人們的興趣重新引導回股市的時候了。君安證券正好抓住了這一機會，從深圳發展銀行(SZ000001)入手解決。“事實證明這個方法是有效的，接下去的16個月當中，深圳股指從987點上升到6000多點。”長期跟蹤上市公司發展的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院副教授黃易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在上漲大戲上演之前，整個市場的市盈率小于10。而深圳發展銀行在1995年雖然利潤預計超過20%，但其股票市盈率僅為7。為了提升深圳發展銀行的股價，1996年1月，包括君安證券在內的許多市場參與者開始在深圳發展銀行建倉，隨后，股票在春節前一個星期開始上漲，漲幅達到20%。春節假期過后，意識到深發展“有利可圖”的投資者開始買入深發展的股票。

據介紹，深發展在1996年3月公布了其1995年的年報：營業收入增加49%，利潤也有大幅提升，市盈率只有10倍多。接著，大環境有所好轉。1996年5月，人民銀行宣布降息，6月，央行上海分行宣布，歡迎異地券商在滬開辦營業部。與此同時，一直在8元左右徘徊的深發展突然開始發力。4月4日，股價上漲了3.3%，交易量達到690萬股。“4月底，深發展收于15.5元，股票在4月份的突出表現刺激了市場玩家們繼續操縱市場。”黃易稱。

深發展于5月27日宣布進行了10對10的配股分紅時，股票交易量再次上漲。5月31日，股價上漲了22.3%，交易量達到了1億股；第二天，換手量更是達到了創紀錄的1.39億股。“交易量的巨幅增長預示著有新的參與者加入進來，而且這個新的參與者迫切希望能夠重新上演年初的成功交易。”黃易說。

1997年3月至5月，在深發展，四川長虹(SH600839)的帶領下，滬指從870點一路攀升至當年最高的1510點。至此，深圳和上海兩地的牛市已經形成。中央高度關注兩地股市的發展，并最終決定干預。于是在當年年末，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正確認識當前股票市場》。

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之后，深發展和所在深圳指數大幅下挫，在隨后的8個交易日內，股指下跌38%。

接著，在1997年3月，監管層將采取不利于深發展的措施的傳言開始流傳。4月19日，由于在北京的證券營業部遭到處罰，深發展的董事會推遲召開股東大會，并宣布股利發放計劃的時間推遲到10月底。兩天后，深發展發布了1996年的年報，營業收入和利潤大幅增長，市盈率達到40多倍，股價最終沖高至54.49元。

“很明顯，1996年至1997年深發展的股票被操縱了，但是誰介入了其中呢？”黃易說，眾所周知，總部位于深圳的君安證券大量交易深發展的股票，并且被指獲利不菲。1997年6月17日，深發展董事會承認，從1996年3月至1997年4月，深發展投入3億多人民幣購買自己的股票，深發展同時對外披露，它從交易中獲得了超過9000萬元的利潤。董事會稱，到1997年4月17日，他們已經賣出所有持有的全部股票。

隨著深發展淡出股市以及其他資金的抽離，深發展的收入和利潤增長緩慢下降，股票交易量也在緩慢下滑，一直到1999年的“5·19行情”狂潮才有所恢復。

據了解，深發展事件后，監管層開始禁止銀行和國有企業使用自有資金或借貸資金進行買賣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