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致貧”成最突出民生問題

《經濟參考報》記者調查發現，老百姓反映最多的就是“怕得病”，一旦得大病就會出現中等收入的平民一夜之間變成窮人、家庭困難的貧民立即淪為赤貧的情況。病痛正在一步步地蠶食老百姓的收入，擴大社會底部的貧困階層，而醫保水平低也成為東部發達地區最突出的民生問題。

看病貴讓窮人更窮

走訪中，看病貴仍然是群眾反映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東部發達地區目前均有相當數量的群體因病致貧或返貧。

在上海市著名的產業工人聚居區蕃瓜弄社區，低保戶潘文龍患有高血壓、高血脂、心臟病、腎臟積水等多種疾病，喪失了勞動能力只能靠吃低保過活，妻子2000年患肝硬化去世。在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學的兒子為了維持生活課余只好在學校圖書館打工，暑假里還在旁邊的“不夜城”公司每天接4小時的電話，而貸款交納的學費至今還沒有著落。

上海市閘北區芷江西路街道交通社區是一大片棚戶區，居住的2200多戶有177戶在吃低保，居委會民政干部侍道芳說，現在社區內的主要問題就是看病，“困難人群不能生病，一旦有病，生活馬上會陷入困境。”

在民營經濟最活躍的浙江省溫州市有300多萬名外來務工人員，記者發現，這里的用人單位不給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障已成為公開的潛規則。曹韶華在溫州已經呆了九年，他說，在工作中來自政府的保障和保護很少，工人在這里打工生病了都是自費，小病去小診所看，大病就回家了，有的出了工傷也拿不到足額補償。

怕得病的不僅僅是低收入群體和農民工。8月20日記者在上海市楊浦區控江路街道走訪了部分患大病的居民，發現這些居民在患病前家庭收入和經濟條件都在中等水平，本人也都享受醫保，但患上大病后，這些小康之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有的一夜返貧，有的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而現有的保障杯水車薪。

陳鳳敏是上海市楊浦煙草糖酒有限公司的普通職工，從住房面積和家具擺設能看出這個家庭曾經的幸福。她說，2006年做的肝移植手術僅手術費就25萬元，加上住院、買藥等，共花了30萬元。由于肝移植不納入醫保，巨額醫藥費中只有前期住院的幾千元能報銷，后期肝移植的所有費用均自費。移植成功后，每個月還要吃3000多元的藥物才能保證不出現排異反應。家里現在每個月都入不敷出，只能靠親戚幫忙。

不少民政干部告訴記者，當地很多去不起醫院的群眾，平時要么在家呆著，要么使用廉價藥物，最終熬成大病。記者在天津市中低收入群體聚居區小海地居民區采訪時，居民孫阿姨說，她的丈夫1992年下崗后養老、醫療什么保障都沒有，看病全靠家里，這幾年他有嚴重的腰間盤脫出，去醫院做一次激光治療要2000多元，由于掏不起錢，只能在家里生扛著。

上海市楊浦區民政局副局長虞軍說，全區各級民政救助中醫療問題占到工作總量的90%以上，絕大多數困難群體都是因病致貧，而政府現有的救助力度十分有限。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各地醫保措施覆蓋面窄、報銷標準低、參保門檻高、操作復雜化，成為影響群眾看病和參保的障礙。

一是住院押金高和報銷標準低。一旦得了大病重病，只能報銷在住院期間、醫保范圍內發生的醫藥費的50%-70%，而余下30%-50%的醫藥費和需自費購買的藥物，就會成為壓垮家庭的沉重經濟負擔。尤其是得大病需要住院治療時，醫院要求首付的住院押金大多在5000元至1萬元，很多貧困家庭根本無力承擔，這個矛盾目前非常突出。

二是醫保報銷的門檻費過高。記者調查發現，津滬魯浙四省市居民參加醫保后發生費用，必須要超過一定的門檻才能報銷，就是這道平常人看起來并不高的門檻，卡住了很多低收入者的就醫路。

天津市小海地居民劉淑蘭大娘說，“醫保規定門診必須花夠800元才能報銷，住院門檻要1700元，我全家月收入才1900元，這么高的門檻老百姓怎么拿得起？”上海市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居民參加上海市普通居民醫療保險須個人交120元，但醫保每年都有1000元的門檻費，有不少身體稍好一些的低保戶認為他一年下來吃的藥也不過1000多元，超出后能報銷的部分又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交120元參保不劃算，導致參保積極性不高。

三是醫保存在較大政策空白點。近年來，因病致困的人群呈現復雜化，許多患大病的真正困難人群無法納入政府保障，成為醫保盲區。

記者在浙江省樂清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文件中“不予支付費用的診療項目范圍”看到，名目繁多、名稱專業的疾病讓人眼花繚亂。而上海市規定對于開放性肺結核的第一次檢查費用全免，但這在實際治療時只占總費用的很小一部分。群眾反映，開放性肺結核的前期治療需要保肝、保胃，費用要2萬多，最后真正由政府全免的只有幾百元。

編輯：寧波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