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對危機的看法眾說紛紜，誰也很難看懂這場危機。作者根據美國政治經濟的實景，采用大量公開媒體報道，推測了在危機時期華爾街與美國政壇等重要人物由于所處的位置、角色與環境等的所思所為。在此基礎上，寫就《華爾街危機：一個并非不真實的故事》系列文章，目的是幫助大家理解美國正在發生的金融危機。當然，一家之言，難免有失偏頗與不確之處，部分場景和分析可能也不一定準確，僅供參考。另外，系列文章參考了近期《中國日報》信蓮編輯的關于美國金融危機的若干分析與評論。例如，9月29日的《關于美國“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的預判》、10月2日的《面對美國金融危機歐洲能做些什么？》、10月9日的《歐洲應對金融危機的主要措施及影響分析》以及10月9日《美國金融危機中對公允價值會計問題的爭論》。在此，感謝這些文章的理論性啟示。

（二）“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的內核是什么？

在美國財長保爾森叩開國會大門的那一刻，他斷然沒有想到，從最初3頁紙的救助計劃，到最終通過的400余頁的洋洋大卷，美國“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的誕生可謂一波三折，驚心動魄。政府、國會、民眾與市場的多方博弈分秒必爭，寸土不讓。從9月19日至28日，市場加速崩潰與社會各界質疑反對的壓力重重襲來：一周內貨幣市場基金遭遇了1970億美元的凈流出；商業票據市場大幅萎縮，一周縮水949億美元，創下了5.6%的單周歷史最大降幅。社會各方面的質疑與反對也不絕于耳。克魯格曼21日在《紐約時報》公開抨擊救助計劃是“金錢換垃圾（cash for trash）”，24日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在內的百多位經濟學家更是聯名上書國會反對。這迫使保爾森及其智囊們在3頁紙的基礎上加入各項妥協條款以平衡多方利益。9月29日，眾議院開會表決時，救助計劃已正式更名為“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篇幅上也從3頁激增至110頁，內容上更添加了多項妥協條款，強化了對納稅人利益的保護。但是，眾議院的投票仍使得上述法案慘遭夭折。美國股市當日創下了1987年來最大的單日跌幅，道指、標普等跌幅均高達8%，次日歐洲股市跌幅也超過5%，全球股市如風中殘柳，信用市場更是危機四伏。時不我待，此后短短幾天內，保爾森和助手們幾乎是不加考慮地往法案中塞入各種“寵物項目”，以取悅不同利益集團。到10月1日參議院開會時，新版的法案已厚達400余頁。震驚下的美國大眾紛紛轉向，要求選區里的國會議員支持該議案。這也最終促成了參、眾兩院先后在10月1日和3日高票通過了法案。雖屬意料之中，但保爾森仍不勝唏噓，過去兩周來的艱辛鏖戰一幕幕地掠過眼前……

9月19日，禮拜五的深夜，財政部大樓的應急小組辦公室依舊燈火通明。事實上自8月份“兩房”爆發危機，過去五周來，保爾森的助手們基本上就住在了財政部的大樓里。他們有著從證券法到抵押貸款行業等各種各樣的經歷，有的則直接來自投行，如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尼爾?卡什卡利(Neel Kashkari，后來法案通過后被任命為實施的臨時負責人)就和保爾森一樣來自高盛。如今他們似乎又重回投行生涯。這不僅是指工作強度上，每天要工作20小時以上；而且包括工作內容，如華爾街日報的調侃，他們正在運作“世界上最大的投行”--美國政府。這些來自不同領域的精英們，正在構思一個救助計劃：讓美國政府融資并出面購買金融機構如夢魘纏身般的各類問題資產。就此而言，美國政府不僅是投行，更是市場，對各類問題資產定價急需的市場。

這些專家們深知，要化解美國眼前的金融危機，托市是無法解決問題的。因為不解決這些金融機構的基本面問題，將其資產負債表清理干凈，是無法重建市場信心的。因此，必需通過金融創新，盡快建立將不良資產從金融機構資產負債表中剝離的機制，爭取在最大化納稅人的利益（由財政部代表，體現在遠期）與市場信心的恢復（由攻擊和受攻擊的金融機構為代表，體現在當期）之間取得艱難的平衡。

在這個不眠之夜，保爾森與這些助手們冥思苦想，挑燈夜談，設計出“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 TARP）”。正如9月29日發表于《中國日報》的文章《關于美國“緊急經濟穩定法案”的預判》指出，救助計劃的機制在于通過運用“遠期模擬市場交易”模型將政府救助成本遞延到遠期，從根源上解決當前市場信心問題，也最大程度地降低遠期政府救助成本，以時間換空間，實現政府與市場的雙贏。

一方面，對政府（根本來說是納稅人）而言，這將有兩方面的潛在收益：1）資產價格回升的收益。由于短期內市場流動性枯竭及過度恐慌，資產抵押證券及其他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可能已超跌；而一旦金融市場恢復正常運轉，這些金融資產將顯著升值。2）避免或減緩宏觀經濟衰退的收益。如果美國金融系統陷于崩塌，則實體經濟也在劫難逃。信貸緊縮與資本市場融資的困難最終會導致企業各種擴張計劃大幅收縮或取消，然后裁員將加速，進而導致失業率上升并影響到消費，最終導致經濟放緩甚至衰退。就此而言，雖然看起來是納稅人救金融機構，但其實也是在自救自保，保住大多數納稅人的工作和飯碗。

而在資金問題上，保爾森與其智囊們“東學西用”，借鑒了中國“特別國債”的籌集方式。美國財政部可動用此救助計劃授權的7000億美元進行操作，但資金不進入當期財政撥款，不算當期的預算赤字；待遠期賣出后，再將買賣價軋差沖銷救助成本。不足部分進入預算赤字。從瑞典1991年處置銀行危機的經驗來看，最終資產管理公司在危機結束后將所有資產變賣，幾乎所有的成本都被補償。

另一方面，對市場和金融機構而言，也將產生兩大正面作用：第一，“直接輸血”，由政府擔當大買家和市場，幫助金融機構解決賬面上的問題資產，清理資產負債表；第二，“恢復造血功能”。由于政府的介入，將為這些問題資產形成一個價格底限（Floor Price），從而促進這些資產的流動性，讓市場重新運轉；同時，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干凈以后，投資者的信心也增強了，可以再度融資和放貸，推動金融機構的經營能力逐步實現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