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某知名市場調研公司工作的薛小姐，今年春節期間用積攢了半年的積蓄去香港“血拼”了一把。她的采購清單主要包括名牌手提包、香水、鞋子等，其中一款近兩萬元的Chanel手提包，就花去她兩個多月的工資。

　　薛小姐每月收入約8000元，動輒上萬元的包對她而言是筆不小的開銷。她無奈地說，身邊的朋友都有名牌包，自己如果沒有，總覺得缺點什么。

　　“買這么貴的包確實有些糾結，畢竟自己不是有錢人。平時背著它去擠地鐵，自己都覺得是假貨。”她略帶自嘲地說。

　　工作不久，積蓄有限，卻又熱衷于昂貴的奢侈品，薛小姐對待奢侈品的“糾結”心態絕非個例。世界奢侈品協會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奢侈品消費的主流人群中，月收入約一萬元的年輕人占總數一半以上。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主任朱明俠認為，中國目前尚處在奢侈品消費初級階段――炫耀消費。“這源于中國文化特點，國內消費者看重面子，又有從眾心理，別人有的自己也想有。”

　　近年來，中國的奢侈品消費總量突飛猛進。此前，商務部部長陳德銘表示，中國對高檔消費品的需求處于世界第二位，略低于日本，預計到2015年中國高檔品消費可能會超過日本。然而，中國發展水平與富裕國家比尚有差距。中國雖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從人均GDP來看，僅為日本的十分之一。

　　“未富先奢”的中國坐在世界奢侈品消費需求排名第二的交椅上難免有些“忐忑”。有專家指出，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大國地位與當下國民富裕程度不對等，處于失衡狀態。

　　祥祺奢侈品研究中心數據顯示，國內奢侈品消費支出比例過大，西方占收入的比例通常不超過4%，但中國約為20%。

　　“對奢侈品的過度消費、透支消費，以及畸形消費觀下出現的‘月光族’‘負翁族’現象屢見不鮮。”朱明俠說。

　　朱明俠認為，相比之下，西方國家消費者要成熟理性得多，他們已進入奢侈品消費的高階段――體驗消費。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催生了一定規模的富裕階層。朱明俠認為，在條件允許的前提下追求高品質生活無可厚非，“但是不能一味地崇洋媚富、崇尚享樂主義，而是要倡導理性消費、適度消費”。

　　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初掀起對奢侈品的狂熱到90年代回歸理性消費，中間經歷了20多年。朱明俠預計，中國奢侈品消費從炫耀向理性的回歸，同樣需要15至20年的漫長過程。

　　“現在我們應該做的是冷靜下來，思考和借鑒國外奢侈品牌成功經驗，培養該領域專業人才，打造本土奢侈品牌。”朱明俠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