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不久前，我前往“花園國家”新加坡參加國際能源周活動。雖然只有短短幾日，樁樁小事卻讓我感受到新加坡人的純樸與善良。

到達新加坡的第一天，我打算去一家博物館參觀，由于不識路，便在飯店門口順手攔下一輛出租車。司機是個50歲上下的中年人，他笑著告訴我，其實那家博物館離我住的飯店很近，不必花錢乘車，并詳細為我指點了方向。根據他說的路線，不到10分鐘我就走到了博物館。

到一家自助式日本餐廳用餐，餐廳入口處，店員遞給我的一張磁卡和一個寫有“預定”字樣的塑料架，這讓我犯了難。看到我手足無措的樣子，善解人意的年輕女店員走過來，詳細告知了它們的用途：塑料架用來放在空桌子上，表示這里有人，而磁卡則需要在點餐時交給店員作用餐記錄，最后一起結算……看到她和善的笑臉，我心里踏實了許多。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買東西時，店家會主動幫我算怎樣可以打折；會場里遇到的陌生人，聽說我來自中國，便興奮地向我細數在中國曾游覽過的地方……作為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家，新加坡對待外國人并沒有很多商業社會存在的冷漠和排斥，仍然保留了東方傳統道德中的友善、熱情和包容，讓我不斷體會著驚喜與感動。

新加坡人的良好素質與東方傳統儒家價值觀的影響息息相關，而這種價值觀的形成是經過政府的長期規范引導形成的。

由于歷史原因，新加坡深受西方文化影響。在新加坡，英語是人們日常生活中交流和溝通的主要語言。新加坡的朋友告訴我，漢語在那里的地位類似于中國的英語，相當于第一外語。上世紀70年代后，隨著商業化的急速發展，很多年輕一代紛紛拋棄了東方傳統的價值觀，提倡個人主義，社會道德一度呈現危機。第一任總理李光耀意識到這種情況的危害，于是倡導了一場“文化再生”的運動。1982年，李光耀號召新加坡人要保持發揚儒家的傳統道德，并把“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作為政府必須堅持貫徹執行的治國綱領。

李光耀的“東方理念”被歷屆新加坡領導人認同和繼承。1988年10月，時任副總理的吳作棟提議把東方價值觀提升為國家意識，并在學校、工作場合和家庭中廣為倡導和宣傳，使之成為每個國民的行動指南。1991年，政府還發表了《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五大共同價值觀，成為儒家價值觀與現代文明有機融合的藍本。

就這樣，新加坡人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東西方結合的特殊民族文化。在他們的生活中，既擁有西方商業社會的進取與活力，也具有東方傳統社會的包容與謙和，在倡導平等競爭和個人奮斗的基礎上，堅持奉行東方集體主義。這不僅推動了社會的有序發展，也得到了世界各國的稱羨。

其實，在全球化的沖擊下，每個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失衡問題。新加坡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政府加以正確有效的引導和幫助，是可以在吸取他人之長的過程中，保留自身的優秀文化的。　（張慧中）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作者為本報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