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背后的秘聞：真到過延安的是斯諾愛妻

“我愿在墓中面向東方”

1939年，海倫撰寫的《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出版。在此之前，書稿就已被譯成中文秘密流傳開來。只是，這時斯諾的名字已被各種反動勢力視為洪水猛獸，為了書籍能順利出版，海倫只好取了一個筆名:尼姆·威爾斯。

1940年底，埃德加和海倫離開了中國。臨走時，海倫不顧埃德加的反對，硬是收拾了40多箱行李，其中大部分是文稿和資料，她知道這些東西是多么來之不易、多么珍貴……

他們回到了美國。在康涅狄格州的麥迪遜鎮，埃德加·斯諾用《西行漫記》所得稿費買下了一座建于1752年殖民地時代的古老農舍，那是一座幽靜而孤寂的老房子，斑駁的外墻上爬滿了英格蘭青藤。從1949年起，海倫就一直住在這所老房子里，直到晚年進養老院。

新中國成立后，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起就開始關注和客觀報道紅色政權的一批外國新聞記者，包括斯諾、詹姆斯·貝特蘭、史沫特萊、白修德、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成為中國人民最好的朋友和最尊貴的客人，在中國享有崇高的聲望與禮遇。

1970年，埃德加·斯諾應邀訪華。在那次重返中國的旅程中，他作為毛主席的客人參加了當年的國慶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斯諾站在毛主席的右手邊，與主席談笑風生；他美麗的妻子則站在毛主席的左手邊，出神地眺望著天安門廣場。那里旗浪起伏，人海沸騰。

然而那女士已不是海倫。此時，海倫正獨自一人呆在麥迪遜鎮上的老房子里——1949年5月，海倫與埃德加離婚了。

關于兩人離婚的原因，海倫本人后來曾對其中國朋友大略提及，原因之一是兩人想要的生活不再一致，海倫希望繼續寫作，而埃德加想要過有兒有女的安定生活。

離婚那年，海倫42歲。她終身沒有再婚，名字中始終保留著“斯諾”這個夫姓。

對于那份失去的愛，海倫心中到底有多少遺憾，多少惋惜？外人也許永遠無法真正了解。但海倫在其晚年回憶錄《旅華歲月》里寫下的一段文字，或可視為她對自己與埃德加之間那段情緣的回望:

“我想起了那么多年前兩位20多歲的年輕人——他們是多么勇敢；他們對任何人，甚至是相互之間的要求是多么微小；他們給予別人的是那么多，但又不在別人面前提起它，甚至在兩人之間也不談及這些事。這段經歷本應使我們倆得到比離婚更好一點的結局。但是，我們倆離婚的結局卻暗含在這段經歷中。

“一出沒有憐憫、沒有悲劇、沒有沖突、沒有善惡之爭的戲還算是出好戲嗎？”

海倫的后半生專注于著述。在那臺古老的英文打字機上，她總共完成了四五十部著作，其中一半是關于中國的。但受朝鮮戰爭和麥卡錫時代的影響，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沒能出版，直到今天也如是。但海倫對此不以為意，她對時常前來探望她的中國學者安危說:“我的書不是為出版商所寫的，我是為了中美兩國青年人所寫的。”

晚年的海倫生活清苦，依靠微薄的政府救濟金生活。她沒有子女，每周有一位護士家訪一次，平時沒有人照顧；身體也不好，床頭就放著氧氣瓶。從中國來的客人經常為她的窘迫生活而難過不安，愿向她提供一些必要的資助，但海倫每次都予以拒絕，她說，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1991年，中華文學基金會將第一屆“理解與友誼國際文學獎”頒發給海倫·斯諾。那年秋冬之交，金堅范陪著基金會會長張鍥赴美向海倫頒獎。他清楚地記得，臨別時，海倫拿出一份當年9月30日的《中國日報》，指著上面一篇題為“畢生熱愛中國”的寫她的文章，提高嗓門說:“這不是一個畢生熱愛的問題，而是我研究中國的結果。”

她說，從1932年到1949年，她和埃德加組成了一個獨立的兩人小組，任務只有一個:從事實中來了解中國革命的真相，并得出自己的結論。無論她以前寫的還是現在寫的，都不過是獨立思考、客觀報道而已。

1997年1月，海倫·斯諾以90歲高齡病逝。而埃德加·斯諾已先她于1972年2月逝世。

埃德加死后，根據其遺愿，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了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海倫死后，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在訃聞中說，斯諾夫人研究中國的結論是:社會主義為中國展示了美好的未來，因為引領這一社會主義的，是中國歷史性的高尚道德觀念。

用她自己的話說:“我愿在墓中面向東方，那是太陽升起的方向。”

所有私人的情感糾纏都隨時間而去。惟有一份對中國的共同摯愛，或許可以超越一切世俗關系，永遠維系在兩人之間。（來源：國際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