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難的協調員

整個器官捐獻的過程中，作為器官捐贈者家屬與接受捐贈的醫院之間，有一個被稱為“醫院與捐獻者之間潤滑劑”的角色，這就是“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協調員要宣傳器官捐贈知識，協助回收器官直至遺體火化。除此之外，他們還要陪捐贈者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在2010年3月中國正式啟動人體器官捐獻試點工作后，“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隨之產生，他們多是來自紅十字會和醫療機構的志愿者。

據了解，協調員分為專職和專業兩種。專職協調員一般由紅會系統的人擔任；專業協調員一般是由醫院重點科室的醫生擔任。

這是個充滿矛盾的職業。在手術室外，他們等待的永遠是死亡，但又是另一人的新生。

李明（化名）本職工作是某醫院重癥醫學科的醫生，也是云南省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成立后，通過專業資格培訓后才成為“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里的專業協調員。

“在無影燈下，一個生命安然離世，而在另一個手術室，等待接收器官的患者，正迎接新生命的到來。生命的接力，在這一刻啟動。這種場景最讓我感動。”盡管如此，李明還是覺得，這項工作“比大家想象的要更難”，作為專業協調員要有熱情、跑腿快、口才好、抗壓強。

據資料顯示，8%的急診死亡病例會成為腦死亡，重癥科死亡病例中10%~15%會成為腦死亡。而腦死亡病例最后有50%~75%都可以成為器官捐獻者。所以，他有更多的機會去發現潛在捐獻者。

“大家可能認為我溝通起來比較順暢，其實我的特殊角色在有些時候更不容易讓人接受。有時候還有家屬沖我發火，質問我是不是想要他們捐贈才對他們那么好的態度，或者是不是早就盼著他們家人救不活，好來勸他們捐贈！”

“僧多粥少”，極少數捐獻的器官，就愈加顯得彌足珍貴。溝通是關鍵一步，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中國傳統觀念的挑戰。

《孝經》中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中國人歷來講求“逝者為尊，死者為大”，認為“死無全尸”是對逝者的大不敬。當死亡來臨，本就已深受打擊的家屬，再讓他們同意從親人遺體上摘取器官，談何容易。“別說老百姓，就是在我接觸過的醫生、護士中，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接受從自己的親屬身上摘取器官。”

李明說，常常很多人還沒等他把話說完，就直接打斷他的話或者扭頭就走。

梁云生，云南省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另外一個身份是專職協調員。“我們不太主張提倡勸捐這個概念，更倡導讓家屬接受捐獻這個信息后，一種自覺反應。”梁云生說，他們一般會在重點場所，比如醫院的ICU、急癥室，擺放一些宣傳物品。

他認為，在整個過程中，家屬接受這些信息后，做到主動來了解這個信息，才是無償自愿原則。過多勸捐，不能真正體現公民自愿。“每一例捐獻者，我們都要問他們當時怎么知道的。”梁云生說，他們的回答一般是，親屬在傷病過程中，在媒體上知道和看到信息后才有這個想法；或者是跟主治大夫咨詢了解到的。

此時，醫生的講解變得很重要。“專業的協調員，此時更多是從病患的角度去介紹。有了前面的鋪墊，后面的工作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