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北京1月8日電（記者 呂冰）中國日報網北京1月8日電（記者 呂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上午舉辦新聞發布會，通報《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的有關情況。最高法新聞發言人孫軍工介紹說，近年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不斷加大工作力度，依法從嚴懲處了一大批瀆職犯罪分子。2012年1月至11月，全國法院共審理瀆職犯罪案件4928件，生效判決人數4426人。

據介紹，2011年，全國法院共審理瀆職犯罪案件4611件，生效判決人數4828人，較2010年案件數量同比上升2.72%，生效判決人數同比上升12.23%；2012年1月至11月，全國法院共審理瀆職犯罪案件4928件，生效判決人數4426人。加大對社會關注的瀆職犯罪大要案的懲處力度，在造成43人死亡、3970萬元直接經濟損失的云南省師宗縣私莊煤礦“11?10” 礦難事故案中，對負有責任的師宗縣原副縣長申中、師宗縣煤炭工業管理局原局長周俊林、師宗縣煤炭工業管理局原副局長兼煤礦安全監督管理局原局長吳平生等11人，分別以玩忽職守罪或者濫用職權罪依法從重判處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至六年不等的刑罰。

孫軍工說，不容忽視的是，隨著瀆職犯罪案件的不斷增多，犯罪行為方式、危害結果認定等方面也在不斷出現新變化，相關法律適用疑難問題日益凸顯，亟需通過司法解釋予以明確：

一是定罪量刑標準不明確。瀆職犯罪多為情節犯、結果犯，瀆職行為只有達到情節嚴重或者造成重大損失時，才構成相應的瀆職犯罪；犯罪行為達到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時，才能對行為人處以更重的刑罰。刑法規定的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重大損失、特別重大損失等情形，除個別罪名之外，絕大多數罪名還沒有通過司法解釋規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實踐中，一些地方在定罪量刑標準掌握方面往往采取就低不就高的做法，甚至出現重罪按輕罪處理、輕罪按無罪處理的現象。他舉例說，如某縣公安局禁毒大隊民警抓獲盜竊小轎車的許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時任該縣禁毒大隊大隊長的農某嚴重失職，致使許某當晚掙脫手銬逃跑。許某逃跑后又在實施盜竊時將被害人唐某捅傷，經搶救無效死亡。但因對農某的失職行為缺乏明確的認定標準，只能以玩忽職守罪對被告人農某判處相對較輕的刑罰，嚴重影響了對瀆職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

二是法律適用爭議問題多。瀆職犯罪是較為特殊的一類犯罪，在具體認定和處理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復雜性。孫軍工表示，實踐中，對于瀆職犯罪的諸多法律適用問題均存在不同看法。例如，如何區分領導人員和執行人員的責任？對于上級決定或者“集體研究”形式實施的瀆職犯罪，能否追究違法決定人員的刑事責任？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放縱或者幫助他人實施其他犯罪，能否構成其他犯罪的共犯？在何種情況下構成其他犯罪的共犯，構成共犯如何適用罪名？實施瀆職行為并收受賄賂，同時構成瀆職犯罪和受賄罪的，是擇一重罪處罰還是實行數罪并罰等。

孫軍工表示，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深入調研基礎上，經廣泛征求意見并多次研究論證，制定了《解釋》。《解釋》的出臺，對于進一步提高全社會對瀆職犯罪嚴重危害性的認識，促進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行政、科學決策、勤勉履職，加大對瀆職犯罪的司法懲治力度，將發揮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