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

清華理科館的紅磚墻上，如今已爬滿青藤。樓前草坪，不見雕塑，也無立碑，只有一個四方型下沉式小廣場，襯得整座建筑群愈發沉靜典雅，令人聯想起那些虛懷若谷的大師們。

在共和國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14位曾在清華學習或工作過，其中有9位出自物理系。

清華大學及物理系為中國核工業的貢獻可用“居功至偉”來形容。據清華大學原黨委書記、清華1950級畢業生方惠堅介紹，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現場的普通工作人員中，有26名清華畢業生；馬蘭核試驗基地曾有3任基地司令員來自清華；在中國各個核研究院、工廠與試驗基地工作過的清華人，總共約有上百位。“這不僅包括物理系畢業生，也有其他相關專業的學生。”方惠堅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

“兩彈一星”元勛中的大部分出自梅貽琦時代的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但剩下的更多成就，則應歸功于建國后的“新清華”。而回望新中國成立以來清華大學走過的歷程，就會發現這些成績實為來之不易。

1952年6月至9月，在“學習蘇聯先進經驗”的號召下，全國高校開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院系調整”運動。在這場變革中，清華由原來的綜合性大學被重新定位為多科性工業大學，文、理、法學院幾乎全被調整出去，其中，物理系的絕大部分教師和全部學生，被并入北大。

在院系調整兩個月后，蔣南翔出任清華大學校長。這位曾在1932年就讀于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的青年運動領袖，自此掌舵清華14年，成為該校校史上又一位重量級人物。

文、理科被分離出去，用蔣南翔的話來說，是清華的一次“傷筋動骨的腹瀉”。他甚至表示，“我要是早到清華半年，絕對不會同意這個方案！”

蔣南翔后悔于自己的“遲到”，并做了個人最大程度的挽救——清華圖書館保有30萬余冊珍貴的古籍善本及甲骨文、青銅器等一批珍貴文物，原本要隨著文學院的遷出而一起被調走，但被他堅決“截留”了下來。“圖書館館藏是一所大學的無價之寶，這些古籍文物后來就成為我們恢復中文社科專業的基礎。”方惠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但在歷史潮流面前，個人的力量終歸有限。剛剛從清華物理系系主任、理學院院長位置上退下來的朱邦芬院士就在《清華物理八十年》一書中寫道：“可是，如果蔣南翔當時是校長，就真的能保住物理系嗎？”

蔣南翔來清華后，開展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將清華的教育體系從原本注重“通才教育”的歐美路線改造成了更偏重于實際運用的“蘇聯模式”，培育了大批合格的工程技術人員，滿足了新中國成立伊始對專業人才的極度渴求。

清華土木系1968屆校友王鐵藩認為，蔣南翔在清華大學追求的目標，是培養“又紅又專”的專業人才，追求人才的專業化與政治化的高度結合，在這方面，他做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提出了“雙肩挑”和“兩種人會師”的口號，其首創的“政治輔導員”制度更成為其他高校學生政治工作制度之濫觴。

就在百年校慶即將到來之際，清華校方還隆重舉行了紀念蔣南翔教育思想的座談會。實際上，蔣南翔對教育的思考是深刻的。他曾多次表示，“我們能否培養出林家翹這樣的科學家？培養不出來，我們只好承認領導失敗。”林家翹是美國華裔著名應用數學家、物理學家，1937年畢業于清華物理系。

蔣南翔治下的清華園也培養出了建國后的“黃金一代”。1958年，清華改為六學年制。因此，1959年入學、1965屆畢業的學生剛好避開了一頭一尾的“大躍進”和“文革”，完整、系統地接受了六年制本科教育。之后，這一屆畢業生雖然經歷了“文革”的挫折，卻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機。據統計，這批人中間走出了7位院士，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長，涌現出一大批“學術大師、興業之士、治國之才”。

然而，1952年的院系調整，以及后來的一系列歷史事件，使得建國后的“新清華”與建國前的“舊清華”漸行漸遠，甚至于完全割裂。在清華第一教學樓的西北空地上，立有一方石碑。那里是學生們時常流連的處所，但直到1990年代，絕大部分的清華學生都不知道，那尊綠苔斑駁的石碑竟是國學大師王國維的紀念碑！

對于當時奉行的蘇聯教育模式，朱邦芬在《清華物理八十年》一書中也有反思：“它雖然緩解了當時的技術人才短缺，但這種高度一統化的教育模式有明顯的缺點，把培養人才當作流水線上的生產產品，用技能訓練替代現代教育模式，使高校的專業變得相當狹窄，學生的知識結構單一，影響了學科間的交叉，也阻斷了培養大師級人才的可能性，對20世紀后半期中國的高等教育和社會進步產生了不利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