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意見

廣州尚無相關法規

住建部早在2010年就發布了新版《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于2011年2月1日起施行。對市場中將房屋分拆、隔斷“化整為零”的群租行為明令禁止，打隔斷出租最高將罰3萬元。

廣東大同律師事務所主任朱永平稱，在廣州這方面的法規幾乎是空白，導致執法時會遭遇尷尬局面。然而群租的危害性非常大，如果遇到火災、煤氣漏氣，容易導致群死群傷。吸毒的現象也會增多，社會治安也難保證。朱永平建議，希望廣州也能參照北京，完善相關方面的法律法規。

此外，朱永平認為，“房中房”的危害性更大一些，一是加重了樓層的重量；二是改變了樓層原有的規劃和結構；三是容易造成社會治安的安全隱患。所以，“房中房”的現象不能擱置。

如果加大對群租和房中房的懲治力度，有市民擔心，房租必然上漲，低收入群體又如何安身呢？朱永平認為，這些顧慮不能作為理由，否則只會縱容社會的危害性。同時政府也應考慮到其引發的連鎖反應，做好應對的準備。

(許琛 陽海軍 羅俊)

上海去年就已禁群租

早在去年4月，上海就出臺新規界定并禁止群租，并將上海關于“群租”的認定從原先對人均建筑、使用面積的考量，過渡到人均承租的居住面積來。

上海規定，業主不得將原始設計的居住房間再分隔、搭建并按分隔間或按床位出租，不得將廚房、衛生間、陽臺和地下儲藏室出租供人員居住，承租的人均居住面積不得低于5平方米。

(許琛 陽海軍 羅俊)

僅靠“懶政”通知難解“蟻族”之憂

北京乃至全國在房屋出租市場上的亂象已非一日之寒，僅靠在實施中淪為“空文”的幾則規定、通知，難以遏制相關問題。解決問題之道，還在于有關地方政府要走出靠發通知、制規定的“懶政”思維，明確責任、嚴格執法、一抓到底，在群眾中解決群眾反映的問題

輿論綜合市場反應，普遍認為北京這個《通知》難以達到解決“群租”問題的目的，理由有三：

一是龐大的需求市場。“群租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有龐大的中低收入的進京非常住人口的存在，而5平方米帶來的租金壓力他們或難以承受。”一名房產公司中介人員說。

二是房東和中介等市場主體逐利的本質。“政府如果限定為不低于5平方米，那么要么我提高房租要么就不執行，否則我收不到現在‘群租’所獲得的收益。”一名房東說，“現在大家都在觀望，隔成一兩個平方米出租的不少房主也并沒有打算重新裝修。”

三是監管難以保證。“政府下類似的通知不是一次兩次了，但每次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恐怕現在政府連全北京到底有多少房屋在出租都不了解，它怎么能管得到每個房東？即便管到了，那恐怕也得猴年馬月了吧！”一名物業公司人員說。

根據記者的觀察和調查，北京市目前的房屋出租市場幾乎是個沒有監管的“真空地帶”，一直是房東、中介、房客三者之間的“游戲”。

事實上，北京市曾于2007年通過了《北京市房屋租賃管理若干規定》，并自2008年1月日起正式實施的。但實施5年多以來，這個規定似乎已經淪為一紙空文。

比如，《規定》明確出租房屋要實行“出租登記”制度，要求出租人自與承租人訂立房屋租賃合同之日起7日內，到房屋所在地的基層管理服務站辦理房屋出租登記手續，并填報相關內容。然而，記者詢問了幾名最近有出租房屋經歷的北京房主，他們不僅表示不知道這個規定，而且也根本沒有到任何部門進行過登記。

在北京市的相關規定中，針對房屋出租的管理所涉及的部門不下10個，公安機關、建設(房屋)行政部門、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民防行政部門、衛生、人口計生、規劃、稅務、國家安全和城市管理綜合執法等行政部門，都有各自職責。

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學者對記者指出，用通知、規定的形式去解決復雜的市場問題，而且在實際中執行缺位，是一種典型的“懶政”思維，最大的可能就是搞一兩次集中檢查后抓一兩個“倒霉鬼”了事。

此間輿論認為，無論是北京還是全國其他地方，要解決“群租”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下大力氣解決好廉租房的建設和分配問題，從源頭上消除“群租”的市場需求。

北京市安諾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巖認為：“‘群租’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是房租太高，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北京大學房地產法研究中心主任樓建波表示，“群租”人口只有到其他“房租洼地”才能緩解房租壓力，前提是這些地方要有良好完善的交通配套設施。政府也應該注重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務，共同打造良好的房屋租賃環境。(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