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是否有責成二審焦點

今年初，校方不服上訴到市五中法院。二審中，雙方的意見沖突更加激烈。

校方上訴意見稱，不應當無限苛求、人為拔高學校的管理責任。首先，學生考試中違規使用手機，老師收走手機是職責所在。

其次，張琳在手機被收走后，并沒表現出心理和行為異常，學校和老師不可能預知她可能跳樓，對其心理疏導不具備前提，且可能反被同學誤解。

張琳的律師認為，在處理方式上，當事老師明知張琳是個情緒波動的學生，收走手機后對突發事件處理不及時、有效、合理，其不作為是一種冷暴力。臨近高考，學生壓力很大，學校有義務對學生進行心理疏導，緩解學生壓力。學生在冷風中等待一個多小時，跳樓行為與學校有緊密聯系，且足以證明學校未盡到安全保護義務。

二審判校方承擔3成責任

二審法院審理認為，未成年學生的心理和生理尚未成熟，往往不能正確面對壓力和挫折，學校應當充分認識學生的心理特征，對學生可能出現的不良情緒及時進行疏導，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現。

監考老師履行職責收走手機并無不妥，但應當對張琳被收走手機后可能產生的心理壓力有所預見，在張琳詢問事情如何處理的情況下，告知其處理方式并做好心理疏導，以避免張琳產生不必要的心理壓力和過于悲觀的心理預期。

但監考教師收走手機后未采取任何措施，任由張琳獨自在空無一人的辦公室等待未知的處理結果，讓其陷入孤獨無助的境地，以致選擇跳樓輕生的極端行為。學校對可以預見、應當注意的事項未完全盡到相應義務，應對張琳的損害后果承擔30%的賠償責任。

重慶晨報記者 封璟 實習生 甘璟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