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這件事情來審視角力的國共雙方，一方虛懷若谷、不斷自省，另一方則掩耳盜鈴、盲目自大，實則勝負已分。

次年7月，黃炎培在延安和毛澤東談話時，又意味深長地說：“我生60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見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于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一晃近四年，黃炎培提出的問題嚴峻地擺在了毛澤東面前。眼前的勝利，比歷史上任何時候的勝利都要大得多，毛澤東還沒進城，就估計到：“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