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宏觀調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對于北京超速增長的人口，王琛絲毫不感到驚奇。

“這很正常，我老家就有好多人在北京。”對此，王琛毫不避諱。

王琛從某地級市來到北京，他告訴記者：“我親戚的孩子有好幾個大學畢業之后，都在北京打工，也沒有戶口就在這干著。我的小學同學、中學同學在北京的就更是多得去了，我們那是小地方，尚且這么多人，全國就更不用說了。”

來自河南省的老劉已在北京做廢品回收好多年。

“我們好多老鄉都在北京干這個，雖然說出去不怎么好聽，但比老家掙得多。”老劉說，他和老鄉大都聚集在朝陽區某城中村，“壟斷”了當地的廢品回收市場。

進京務工人員吳銘在北京呆了8年，二十六七歲的年紀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家長。當得知兩個孩子目前都還是“黑戶”，《法制日報》記者隨即問及孩子以后怎么辦，吳銘的回答很“堅定”“繼續留在北京打工唄”。

權威數據表明，北京“十一五”前四年年均增長54.3萬人，比“十五”期間年均多增近20萬人。新增人口中70%來自于流動人口，21.7%屬于戶籍遷入。

來自北京市政府部門的一位研究人員直言不諱地指出，面對流動人口總量大、增速快的特點，目前有關部門缺乏有效的調控手段。

“從就業領域看，流動人口主要從事務工、經商服務等經濟活動，主要在建筑、紡織、煤礦、環衛、餐飲等行業工作；從居住分布看，流動人口居住分布呈環城狀向外延伸，四城區流動人口數量在不斷減少，近郊四區和環城帶五區成為流動人口的主要聚居地。”上述研究人員告訴記者，在《北京市外地來京務工經商人員管理條例》廢止后，北京市流動人口管理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宏觀調控也缺乏措施和手段。

而對流動人口管控更大的難點在于公平、公正之辯。

面對北京市人口的急劇膨脹，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合理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專題調研組曾提出，政府對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不能簡單地用行政手段加以限制，建議政府通過優化產業結構，在加大對高端人才引進的同時，減少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

同時，下決心淘汰一批低端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餐飲、洗浴、美容美發等企業和小百貨、小食品等各類場所實行強制退出機制，提高各類市場的開業門檻標準。

上述意見引發熱議，有人提出，“北京不只是精英們的北京，這個城市今日的繁榮離不開每個崗位上辛勤工作的勞動者，包括在某些人看來很"低端"的崗位上的勞動者。他們或許卑微，但正是這樣的卑微成就了北京的高端”。

事實上，早在2005年也曾發生過類似的論戰。

當年，一位北京市政協委員提出《關于建立人口準入制度，控制人口規模，保持人口與城市資源平衡的建議》，并在網上訪談中認為“外來人口的素質比較低，而且外來人口無序地涌入這個城市，阻礙了城市的發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時間長了生存成了問題，有的還會鋌而走險，還包括引發一些社會問題，給社會治安和社會管理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彼時隨即引來輿論一片“口誅筆伐”，被認為是“對外地人的歧視”、是欲“通過行政手段限制人口流動違反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