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是儒家文化的發祥地。儒家文化影響著山東的地域文化和民風，也影響了山東的魯商。所以，我們要從儒家文化來理解魯商的發生、發展與特色。

山東的地理環境是適于商業發展的。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就以鹽、魚、漆、麻、帛等出名。同時，山東交通發達，陸路為入京之通道，臨清、武定（今惠民市）、曹州（今荷澤市）、濮州、沂州（今臨沂市）、登州（今蓬萊市）、萊洲（今掖縣）都為重要的陸上交通樞紐，直達京津的大運河流經山東，臨清被稱為“十三省大碼頭”。而且，早在春秋時期，山東的貿易就相當發達。齊國的宰相管仲采取“通山海、管魚鹽”的重商政策。陶朱公范蠡和孔子的弟子子貢等都是對后世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大商人。但魯商是在明代中期以后才形成的，其他位也遠遠不如其他商幫。究其原因在于意識形態。儒家思想產生于山東，儒家重農輕商，以農為本，“商為末 “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山東人。他們追求“學而優則仕”，以從商為恥，因此，有利于商業發展的條件沒有得到利用。

之所以有魯商。實則是被逼出來的。山東是一個“十年九災”的地方，明代水旱之災不下數百次之多。清代之后更是災害頻繁，幾乎無年不災，無處不災，各種災害遠超其他各省。災害使山東人生活艱難，一些人開始“闖關東”，另一些人則在流亡中成為商人。物質永遠重于精神，在各種災害面前，儒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不能不讓位于生存的基本需要。魯商就是這樣被災害所逼而成。

另一刺激魯商的重要因素是經濟作物生產與流通的發展。從明代初年開始，山東開始引種棉花。山東的土地適于種棉，加之當時1畝棉花的經濟價值相當于5畝糧食，又可以用棉花代納稅糧，所以迅速得到推廣。到明萬歷年間，山東已成為重要棉產區，征繳棉花棉布量已列北方各省第一。除了棉花，煙草、花卉、蠶桑、油料作物、果樹等經濟作物的發展也已相當成熟。災害逼山東人從商，商品生產的發達又為從商提供了物質基礎。從明代中期起，山東的商業迅速發展，形成商幫。史書中，明代中期之后關于山東人經商的記載也多了起來。清以后，魯商進入繁榮時代，其標志是與其他商幫一樣建立了會館，如清初上海的“山東會館”、蘇州的“東齊會館”，南京的“山東會館”，漢口的“齊魯會館”等。明代小說《金瓶梅》中已能看出山東商品經濟的發達；清代小說《聊齋志異》共有486篇，其中有80余篇反映了山東商人的經商活動。

與其他商幫一樣，魯商也包括了許多不同的幫，其中首推由登州、萊州、青州商人組成的膠東幫，此外還有濟南幫、洛寧幫、東昌幫也各有特點。各幫的經營各有各的特色，膠東幫以經營糧食和海貨為主，濟南幫和濟寧幫的經營絲綢為主，東昌幫以棗貨為主。

魯商的活動范圍遍布全國。在山東之外，首先是在東北。山東人“闖關東”，最早是從事農墾，但以后進入商業等各行業。國內其他商幫除晉商外很少在東北經商，而且在東北的勢力晉商也不如魯商。其次是在長江流域的漢口、蕪湖、南京、杭州、蘇州、上海。第三是在北方的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在北京的絲綢業和飲食業中，山東人勢力相當大。北京的飲食業是魯菜當家，著名的便宜坊、致美齋、正陽樓等都是山東人開的，著名的“瑞蚨祥”也是山東人的。還有一些山東商人飄洋過海，影響達到日本和朝鮮半島。

魯商分為三種類型：一種是從事長途販運的“行商”，另一種是開店的“坐賈”，這與其他商幫相似，但魯商還有第三種類型，即從事買賣中介的“行商”。這是因為封建規定 “商賈興販，不能不經行家之手”。魯商從事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如從東北向關內販糧），必須由行商當中介，于是行商興起。魯商的經營或由個人獨資經營，或由數人合伙經營，在魯商中已經出現了所有者雇代理人經營的現象，即出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但并不普遍。

如果說從流民中形成的江右商幫沒有出現巨商大賈的話，同樣在人口流動中形成的魯商則有在歷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大商人。這類商人一種是官商一體者，如濟寧馳名魯、蘇、豫、皖的玉堂醬園孫家，從4000兩銀子的資本起步，經過百年發展為10萬兩銀子的資本，雇工達四五百名，其醬菜、酒、油、醋等馳名省內外，其東家孫玉堂曾任喜慶年間兩廣及黔滇、浙江等省巡撫，兩湖、兩江總督，體仁閣大學士。其長子孫善寶曾任江蘇巡撫，三子孫瑞珍官至戶部尚書。同時孫家在家鄉有3萬余畝土地。另一個從商更有名的，是號稱“丁百萬”的黃縣丁家，丁家先后有27人次考中舉人、進士，五品官銜以上者148人，其當鋪、錢莊遍及11個省，相傳資產達5400萬兩白銀。另一種是商人兼地主者。比如章丘縣的孟家，其代表人物是孟洛川。孟家所經營的 “八大祥”商業，遍布國內許多城市（“瑞蚨祥”即其中之一），分號達28家，從業人員2800人，清末就有”山東袁紫蘭、山西康百萬，兩個財神爺，比不上一個孟洛川”之說。孟家同時還有大量土地。當然，魯商中也有純粹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