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經濟較發達的省份，浙江的土地極為緊缺，土地使用稅大多在全額征收，而且最近幾年上漲得很厲害。中西部地區在這一項稅的征收上，多有一些優惠減免政策。

蔡學文的工廠大約占地400畝，以每平方米最低標準8元繳納，每年繳納的土地使用稅大約在200萬元左右，分兩次繳納。他的家具廠每年的產值在5000萬元左右，毛利潤率以10%計，每年的毛利潤大約在500萬元左右，200萬元的土地使用稅要從利潤當中拿出來，還剩下300萬元。

再除去其他的全部稅費，工廠的凈利潤不會超過2%，即大約只有100萬元。2%～3%，是浙江大多數制造業企業的一個普遍利潤。

“這還必須得要逃稅，全部交齊的話，連本都保不住，哪有這么高的利潤？”蔡學文說。

虞龍的做法是，企業的產值盡可能少報，在生產過程中的像購買原材料那樣的一些流通環節，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基本不開發票，以降低成本，達到少繳增值稅的目的。

17%的增值稅是制造業企業稅負的又一大塊，它的征收原理是：銷項稅額抵扣進項稅額之后的差額。企業主們一般會從黑市購買進項稅發票進行抵扣，盡量少開或者不開銷項發票，以此達到少繳增值稅的目的。

王勇是寧波奉化市一家塑料加工企業老板，企業的固定資產在1000萬元左右，每年的產值在500萬元到600萬元之間。每年，他大概要購買200來萬元的發票來抵扣增值稅，剩下的300多萬元銷項發票必須按17%繳納增值稅。

許多像他這樣規模較小的企業很多時候無法享受到進項稅額的抵扣，其實際納稅的稅負水平和名義稅率雖然在13%～17%，但卻與享受增值稅進項抵扣的大中型企業相差無幾。

他一直想不通一個問題：他的企業毛利潤不到10%，為什么國家要求繳納17%的增值稅？10%的利潤怎么可能付得起17%的增值稅？“只能逼著我們逃稅。”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甚至斷言，“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可能會倒閉。”

王勇所指的“10%的利潤”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部分逃稅所得，例如，進項的時候不開發票，以降低成本價格。做賬的時候，都要做成虧損的企業，所得稅肯定是不交的。

虞龍就沒有那么幸運。在溫州，企業被要求賬面利潤必須要做到4%以上。“所得稅肯定是要繳的，如果利潤達不到4%，稅務機關就會稽查你。”這些年，被要求的利潤率不斷調整，從原來的3.3%調整到3.8%，最后調整到現在的4.2%。

虞龍的企業曾經被稽查過一次，被要求補稅，“一開始要我們補繳80萬，后來經過公關，補了30萬。”他以為，稅率應該降低一些，這樣大家都納得起稅，也不用逃，就都開發票了。

“即使像那樣逃稅，除去部分不得不交的稅，再除去小微型企業較高的融資成本，一年的利潤也就只有五六十萬元。”王勇說。

“作為小微型企業，沒有銀行的貸款，也沒有政府的支持，本身的技術含量就很低，利潤相當微薄，都是勞動密集型企業。”除了提供就業和繳納稅賦，他想不明白為什么還要做企業，如果不做企業，他幾乎沒有任何損失。

確實，在資本市場繁榮、房地產昌盛以及地下高利貸猖獗的時候，他一直想把企業關掉變現，進入股市、樓市或者地下融資黑市。“但是國內企業之間的三角債是很厲害的，那么多應收款在外面，企業如果關掉了，70%的款是收不回來的。我們這樣的企業想退出來很難。”

王勇說，他也曾想認認真真地做企業，把企業做大做強，但最后他發現這近乎妄想。因為沒有核心的技術，沒有雄厚的資本，想換好一點的機器設備都不可能。

事實上，確有很多像他這樣的制造業老板逃離實業，進入了股市、樓市或者地下融資黑市。

如前所述，進入最為暴利的高利貸市場的一些企業老板正在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