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從哪兒來？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得到了持續高速的增長，但人們的幸福感卻沒有得到同步增進。

調查顯示：在1946年-2004年的將近60年間，美國人的平均幸福指數幾乎沒有大的波動；日本則更加典型，從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翻了兩番還多，但其平均幸福水平卻仍然維持在1958年的水平。

我國也存在著類似的情形，根據蓋洛普公司自1994年開始在中國進行的消費者調查，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間，中國消費者的總體滿意度先升后降，與GDP的增長變化并不同步。這就是所謂的“幸福悖論”現象，它引起了人們對經濟與幸福之間關系的反思。

第一，收入與幸福的關系并不是絕對的正相關，而是呈倒U形曲線。也就是說，存在一個臨界收入水平，在達到臨界值以前，收入增長對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一旦達到或超過這個臨界值，進一步的經濟增長對于提高幸福水平或無效或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

第二，經濟因素雖然是影響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如果過分關注經濟因素，以至于忽略甚至犧牲了其他許多重要的非經濟因素，比如親情、友情、健康、環境等等，是大大有損人的整體幸福感的。

第三，相對收入水平比絕對收入水平更能影響人的幸福感。因為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通常有一種心理傾向，就是把自己的收入跟他人相比較，比較的結果能夠反映出個人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這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個人的幸福水平。

實際上，不僅僅是在經濟收入方面有社會比較的存在，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政治待遇、生活環境、文化程度等方面也一樣有社會比較。所以，消除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不合理差距就成為保障國民幸福的一個必要措施。

因此，在社會實踐中，要求人們依靠個人的勤勞和智慧，通過合法的、道德的途徑，提高可支配的經濟收入，為物質生活需要的滿足提供良好的保障。

樹立全面、整體的幸福觀，綜合考慮影響幸福的各種因素，并依據個人的能力和條件，制定最優的資源配置策略，使其在保障了基本物質生活需要的基礎上，更多地用于滿足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

同時，在生活中既要善待他人、努力建構和諧的人際關系，又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努力于“為”中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