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三種普遍心理
目前，公車私用者普遍存在三種心理，即貪小便宜心理、僥幸心理、“特權”心理。在這三種心理的支配下，他們公車私用不僅挑戰社會大眾的容忍底線，更是對相關部門查處公車私用違規力度的考驗。
首先，貪小便宜心理。有些領導干部對公車私用抱著“公家的東西不用白不用”的心理，汽油由單位埋單，過路費不用自己掏，公車壞了也由單位修，全然把公務車看成自己私人所有。
其次，僥幸心理。有些領導干部總認為自己不會那么倒霉被查到，更有甚者自視職位高、有背景，即使被曝光也能“擺平”。
本刊記者采訪的不少市民認為，有些領導公車私用隱蔽性很強，只要不過于張揚，也沒有多少風險。“再說，即使老百姓發現想舉報，也往往不知道向誰舉報，而且舉報提供相關證據也很麻煩。”
“目前公務車除警車、城管用等有少數明顯標識的公車外，很多機關、國企的公務車與私家車樣子難以分清。公眾根本不會從車牌號鑒別出是否是公車。所以，只要不被監察部門或媒體記者盯上，被群眾舉報的可能性極小。”云南一位縣級領導對本刊記者說。
事實上，以往很多公車私用者被查處，也幾乎是群眾舉報或媒體曝光后，紀檢機關才介入調查。紀檢機關更多是過年過節進行突擊檢查。
第三，“特權”心理。有些領導干部認為享受公車是一種權力帶來的福利。自己位高權重，就應無時不刻地享受。
“在很多人心中，公車已經成為領導干部一種身份的象征，多大領導干部，坐什么樣級別的車，都有著明確的規定。”魯照旺說，“領導干部公車私用，與其說是身份的炫耀，不如說是特權思想在作怪。”
處罰缺乏足夠威懾
本刊記者了解到，盡管公車私用一直受到社會廣泛詬病，但對公車私用者到底該怎么處罰，卻一直缺乏標準。
最新發生這樣一起事例，安徽蚌埠市下轄工商所一位所長開著執法車去超市購物，在被舉報核查后近日被免去職務，同時受到行政警告處分，并扣除當月全部工作性津貼。負有領導責任的相關分局局長、副局長等受到批評教育和書面告誡，扣300元工作津貼。
今年1月，四川達州市開江縣看守所副所長胡某，在辦案返回途中用警車接放寒假的女兒被曝光，胡某受到向局黨委作出檢討、承擔公車私用費用、被免去副所長職務的處罰。
與以上這些案例相比，不少對公車私用者的處罰，顯然缺乏足夠的震懾力。譬如，南京水務集團近日對媒體曝光的本單位公車祭掃人員作出處理決定：“責令書面檢查、內部通報批評、撤銷小車班班長、扣除當月績效獎金、補交用車費用100元。”這種處罰顯然缺乏足夠懲戒作用。
魯照旺說，“在依法治國作為基本方略的今天，對公車私用要有相對明確、統一的處罰規定，而且處罰要具有威懾力。”
“當前公車改革最大的難點，是觸及了決策者自身的利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這么多年公車改革沒有多少成效，其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門不愿自斷其臂，不愿意從自己身上動刀子。”
頑癥須下監管“猛藥”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只有健全道德自律、社會監督和制度約束“三位一體”的公車私用防控體系，才能將公車私用關進“制度籠子”。
目前，各地治理公車私用的辦法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直接取消公車，發放貨幣補貼；第二種是給公車安裝GPS跟蹤系統和身份識別系統，這種內部監督模式有一定作用；第三種是貼上統一標志，實行統一入庫、統一保險。
從實施情況來看，第一種本以為是釜底抽薪之策，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多地出現了“公車賤賣，車補賊肥”的車改結果，造成新的浪費和腐敗；第二種是一種強化內部監督的手段，但容易陷入“集體公車私用”的窘境；第三種不足之處是統一標志很容易被擦洗或撕毀，但卻邁出了外部監督的關鍵一步。
“公車改革的核心，是管住政府的收支。”魯照旺說，“目前各級政府的收支缺乏硬約束。公共開支來自于稅收，應當公開接受納稅人及其代表的監督，政府花每一分錢先要向納稅人及其代表公布。現在的情形是，政府預算語焉不詳，公共支出課目不清，公眾甚至立法機關都無法細審。”
在魯照旺看來，如果政府預決收支連一元錢的來龍去脈都列清楚，讓公眾能看明白，公車消費公開在社會公眾面前，接受社會監督檢查，那么，公車私用問題就會得到預算的硬約束。
由此可見，要想真正管住公車，除健全領導干部道德自律、制度約束外，最關鍵還是引入外部監督，借用群眾的力量。但這需要有一個前提，就是要讓群眾輕易就能辨識出公車來，并有暢通的舉報渠道。
“對查實的公車私用行為，要摒棄以往不痛不癢的處理方式，毫不留情地從政績考核等方面對公車私用者實行聯動規制。”李成言說，“對領導干部公車私用，不僅要曝光，而且要實行‘零容忍’。要相信，沒有哪位領導干部愿意為一次公車私用砸掉飯碗，最終斷送自己的前程。”
“此外，還可通過責令公開向社會道歉等方式，迫使公車私用者自責、自譴，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以培植道德自律和社會監督的土壤。”李成言說。□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李松
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