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過去的這個周末，北京郊區某法院的張法官照例到單位加班，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每周都要上六天班，幾乎全年如此”。不過，更讓張法官焦慮的是，他身邊的一些同事相繼離開了法院，辭去了法官的職務。看著“戰友們”匆匆離去，張法官也有點“軍心動搖”。盡管法官這個穩定的工作依然被很多人羨慕，而且很多朋友都勸導他應該知足，但他還是說：“想離開的念頭越發強烈了”。

1998年，張法官通過司法考試、公務員考試后，來到法院工作。起初，做書記員，他說壓力并不是特別大。但從2008年開始做法官后，一系列的事情讓他倍感這個職業的壓力，讓他有了些“別的想法”，特別是近兩三年，他覺得有些審判之外的事已經讓他不能單純地、更好地辦案了。與此同時，他也被判決生效后當事人的“不理解”搞得非常身心疲憊。“我已經盡力去平復(當事人)了，但有時的確是‘鬧訴’。我的職責是依據法律給予判決，但我很難治愈他們之間根深蒂固的矛盾。可當事人并不理解這些。”張法官對中國日報記者說。

另外，法院系統晉升緩慢也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我學習法律、當法官多年，但提拔和待遇很多時候并不都是靠專業水平認定，而是行政級別，這讓我很無奈。”他說。目前，在中國若想成為一名法官，選拔考試可以說相當嚴格，不但需要司法考試資格，還要報考公務員。雖然工作穩定，社會地位良好，但工資和晉升會相對緩慢。張法官告訴記者，他每個月到手的工資也就5000元左右，這樣的數字在北京這種大城市想買房、買車，可以說比登天還難。

其實，和張法官有類似想法的法院工作人員并不在少數，甚至有些已經離開這個令人羨慕的崗位，繼續深造或者開啟了新生活。這樣的人才流動、流失也給法院系統帶來了不小的沖擊。

根據《人民法院報》報道，僅2012年，北京某基層法院就有近10余名法官離職。離職的隊伍中不乏骨干法官，他們具有法律或法學碩士學位，都是審判一線的精英，年紀都在35歲左右，正值法官職業生涯的“黃金期”。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人士也肯定了這個說法，承認當下中國確實存在“法官斷層”現象，法官的離職的現象確實不容小視。

北京之外，河南法院也有類似情況。2008年以來，河南法院已經有56名法官辭職，他們認為法官工作壓力大、風險高、行政職級難解決，晉升空間小。在這些離職人員中，40歲以下的有50人，其中24人是青年法官。換句話說，法官離職已經有了年輕化的趨勢。

張法官告訴記者，除了以上這些壓力，案件數量多也是法官離開的原因。以張法官為例，他平均一年要審理超過250件案子，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上升。“案件的數量雖然沒有上限，但并非越多越好。法官的判決應該勝在質量，不是數量。”他堅定地說。但他承認有關法官的一些考核有時會參考辦案數量，所以同事之間也難免對這些數字進行比較。在去年河南“兩會”上，省高院院長張立勇說，全省850名法官年均結案在200件以上，最多達到613件，許多法官長期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

“案件多，工作時間辦不完就要加班。”張法官說。“我對家里十分愧疚。我每天都在爭取時間寫判決書，因為案件量大，幾乎上下午都要開庭。”基于此，張法官說“離職”的念頭一直在他腦海里徘徊。但他也承認自己依然對審判工作有熱情，不知道自己離開后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最近在觀望。

與張法官不同，原內蒙古赤峰中院的法官胡忠義已經在北京展開了自己的新生活。2002年，胡忠義到北京讀書，2005年決心做一名律師。于是他放棄了在法院的工作。“法院待遇不好，而且不能完全施展我的才華。我總覺得我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做更多的案子，所以我想來北京，做一名律師。”胡忠義告訴記者。他目前就職于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從事商事案件工作。

胡律師向記者感慨：“律師一年的收入高于我在法院10年的工資。以前在法院，可能每個月也就拿幾千塊錢，但是現在不同，接一個案子收入還是可觀的。而且在法院工作的時候，很難靠當時的收入養活自己。”他并不否認自己當初離開法院是因為想掙錢，尤其當他在北京讀書之后，這種“留下來、做律師”的想法就更加強烈了。除了經濟原因，胡律師也說法院有時不能完全施展他在法律方面的才華，地方上、尤其是小地方的法院，案件數量也不是很大，這回影響他的發揮。

鑒于法官離職的現象，一些法院也開始嘗試改革，努力留住人才。深圳福田法院實施的“審判長負責制”就備受關注。福田法院公開選任35名審判長，每位審判長代領一個團隊。審判長擁有案件的分配權、決定權、簽發權以及安排團隊成員的工作、考核等。河南省高院院長張立勇透露，河南省法院也有望推行這種制度，堅持“法律至上”。

去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法院開放日當天也對外宣布，高法正在制定2014年的工作計劃，包括十八大三中全會提到的一些司法改革要點，比如如何消除法院行政化等問題，已經提上了改革日程，工作進展和細節會及時向社會公布。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的楊偉東教授在接受中國日報采訪中表示，他期待著最高法的改革，希望能對中國的法院管理上有所突破。

楊教授告訴記者，其實國外的基層法官工作量也不小，比如在美國加州，一名當地的法官一年甚至也要有400多件案件需要處理。“但是在美國，有些案件會處理得非常簡單快捷，不會占用法官更多的時間。比如我在加州聽過一次庭審：一個搬家公司在搬運中遺失了一位主人的字畫，法官很快地了解了來龍去脈和爭議焦點，讓主人回去查找可以證明字畫價值的票據。庭審不到40分鐘就結束了。如此一來，這些外國法官一天可以審理10幾個案件，但這在國內很難想象。我們的法院在有些形式上的問題上耗時太多。”他說。另外，楊偉東教授說國外的資深法官周圍會活躍著很多助理，這些助理在很大程度上分擔了法官的工作，形成了團隊配合。“他們不但減輕了法官的壓力，還可以從中積累經驗，提升工作效率，可謂一舉多得。”(記者 曹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