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定難度不斷升級

伴隨層出不窮的鑒定丑聞，各地文物造假的內幕也浮出水面。從制假到售假的產業鏈條在中國已經發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門。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國文物的《地下作舊產業調查》公布。該調查對中國龐大的文物造假體系產業鏈進行了分析，并對文物造假按照類型進行分區。

陶瓷造假重災區以江西景德鎮、河南(洛陽孟津南石山村、禹縣神鎮、寶豐縣)、浙江龍泉地區、廣東潮州等地為重；青銅器造假重災區則是以河南洛陽伊川縣煙澗村為代表的制假村；玉器造假重災區：河南(南陽鎮平縣石佛寺鎮)、安徽(蚌埠)，這些地區主要是漢代玉器造假地，遼寧是全國90%的仿制紅山玉的聚集地；書畫造假重災區：天津鼓樓地區為最廣，北京潘家園、琉璃廠等地的假書畫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廟和清涼山古玩市場則多為當地書畫家，作品被造假嚴重。

眾多造假地區中，“河南造”是一個讓收藏界和鑒定界都頭疼的詞，不少專家都曾經栽在“河南造”上。

走進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場上，每個青銅器銷售點上都有產自河南的青銅器。歷史留給了這里的人們鑄造青銅器的工藝，在這片土地上，青銅時代鑄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進入20世紀末，隨著收藏熱的大潮，河南地區的一個個制假村應運而生。

河南省伊川縣煙澗村是中國著名的“青銅器之村”，因為出產高仿青銅器而聞名中國甚至世界。數據顯示，這個村子的專業加工戶達到300多家，從業人員1880余人，年創產值9000余萬元，主要產品有東漢馬踏飛燕、東周天子駕六、戰國方鼎、春秋蓮鶴方壺及各種造型壁掛、仿古臺燈等1000余種。

此外，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也存在著數量眾多的“青銅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論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銅器。每天成千上萬的仿古青銅器從這里流向全國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鎮都以生產贗品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河南省寶豐縣汝瓷研究所所長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報》記者采訪時說，一個只有300多戶人家的村落，成規模的文物仿制廠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為數眾多。他們除了仿造、復制三彩、陶器等作為工藝品出售外，同時也仿造、做舊“文物”，當作另一種價格稍高的“工藝品”公開出售，銷路都非常好。

馬聚魁介紹了當地農民將器物做舊的過程。對于瓷器，他們會將剛燒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時間長的可以達兩三年；然后再將鹽酸和無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讓瓷器與土結合得更加緊密，給人一種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滄桑感。對于銅器，工匠會戴上厚厚的手套，對著銅器的邊緣使勁摩擦，并用鐵棒打磨銅器邊緣，為的是讓銅器有使用過的痕跡，最后再涂抹上化學試劑讓其形成腐化層。

此外，作為全國最大的古玩市場，北京潘家園的字畫造假早已形成系統產業鏈，2000年后開始繁榮起來。當時涌現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畫，齊白石的蝦、鄭板橋的竹、范曾的“關公”，啟功、歐陽中石以及劉炳森的書法，王沂東、張曉剛的油畫，還有郎世寧、左宗棠、魯迅的作品，用潘家園不少賣主的話說：“哪個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剛賣完。”

北京大學文物學院院長李彥君曾提供一組數據：2007年，全國的藝術品拍賣行拍出的官窯瓷器達2萬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璽共拍出100多件，而實際上乾隆玉璽真品流出的僅有3方。

李彥君解釋，之所以沒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國藝術品市場的霸王條款。這個條款由拍賣行業制定：拍賣行不負責拍品的真偽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噴帶來的鑒定困難，造假技術“升級”，也使文物鑒定亟需尋找新方法。

以書畫復制技術的進步為例，“現在北京就有很多電腦復制、打印的東西，很多博物館的老專家之前沒接觸過。如果按照傳統鑒定方法，對圖章、氣息、神韻，查著錄，等等，都已經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鑒定專家李智勇說，現在吳冠中的油畫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來，而且具有立體效果，現代科技已經到了肉眼無法辨識的地步，“我們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現在靠鼻子聞，靠耳朵聽。”

此外，不同的文物鑒定難度亦不同。“書畫在中國市場最大，制假手段豐富，鑒別復雜。那么多名頭那么多畫家，每一個畫家創造那么多東西，都不一樣，無法歸類和標準化，甚至不能用一個標準來看同一個畫家的東西。”甘學軍告訴本刊記者，瓷器鑒定相比書畫稍微單純一些，“玉器有材質和工藝水準的高下指標，在鑒別上相對便利，書畫就更麻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