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的人們從文革中醒來，但面對的是未知的未來和情感的空虛。有些人走上了迷途”胡勛璧回憶道。

1981年，胡勛璧被提拔為這本“體制內”雜志的主要編輯。在那個“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的時代剛剛過去后的幾年里，沐在改革開放的春風中，很多雜志也開始留出一片試驗田，刊登一些稍具人情味的百姓故事，而就是這些躲在時政文章背后的不起眼的故事，讓胡勛璧嗅到了巨大的價值。

“人們期望重新尋回支離破碎的正常情感，我當時感覺很強烈”胡勛璧說。

那時，在胡勛璧的辦公桌上，成堆的讀者來信，大部分都是對貼近生活故事的反饋，很多人甚至直接傾訴咨詢自己的人生困惑。胡勛璧在20多年來，無論再忙，始終保持著閱讀讀者來信的習慣。

社會新聞的內容也有了變化。胡勛璧的腦海中，清楚地記著地方報紙刊登的一則新聞：一個大學生求愛失敗后，用刀剁下自己指頭。如今，這不算什么新聞。而在那個情感壓抑的年代，無異于重磅炸彈。

胡勛璧并不是第一個感覺到人們情感的巨大需求和空白。1983年，廣東婦聯主辦的《家庭》雜志一經問世，馬上取得了巨大的發行量。另一份主打心靈故事的雜志《讀者文摘》(1993年更名為《讀者》)，也迅速風行大江南北。

胡勛璧有了信心，同時也有了緊迫感。他開始游說湖北省婦聯，取得支持他辦一本雜志的構想。

在那個鼓勵走向市場的時代背景下，胡勛璧的想法得到了支持。他和幾個同事，開始向社會為這本即將問世的雜志征集刊名。

在踴躍的投稿中，胡勛璧留下了“女性之光”和“知音”這兩個名字。最后他選擇了知音。

“我期望這本雜志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貼近真實人生，貼近讀者的知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