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嚴”

還是“史上最難”

《辦法》向學術不端宣戰。局外人贊其“史上最嚴”，內行人卻連連道“難”，請問兩位老師，你們怎么看？

葛劍雄：《辦法》雖然出臺了，但怎么發現學位論文作假行為？靠基層報上來，根本沒人報。如果靠舉報，大量舉報都是匿名的，也不是都準確，那么匿名舉報是處理好還是不處理好？

胡翼青：《辦法》落實的關鍵在于如何取證，而不在于查實后如何懲罰。如果文章是代筆，在買賣論文時將知識產權一并賣掉，買賣雙方不說，很難查出來。

葛劍雄：《辦法》難執行，難在標準很難定，比如抄襲，到底什么程度算抄？如果學生把抄來的文章改頭換面，就很難發現。再一個，認定難。以復旦的學術規范委員會為例，因為找不到證據，有的事件調查一兩年都很難做出結論。還有很多領域的文章本身相似度就很大，判斷起來很困難。

胡翼青：再一個難在師生“連坐”。《辦法》規定，“未履行學術道德和學術規范教育、論文指導和審查把關等職責，其指導的學位論文存在作假情形的，學位授予單位可以給予警告、記過處分；情節嚴重的，可以降低崗位等級直至給予開除處分或者解除聘任合同。”在抄襲論文這方面，導師“連坐”是應當的，說明這個老師沒有用心指導、不用功；但如果文章是私下找人代寫的，老師也很難發現，要老師“連坐”就有點過于機械。

葛劍雄：有的學院、學校會包庇學生，不配合，不提供證據。因為學生要畢業、就業，有的文章又會牽扯到老師、領導，這是很現實的問題，要考慮執行的難度。

胡翼青：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辦法》就會變成“紙老虎”。

葛劍雄：我們也有對打“蒼蠅”不打“老虎”的擔心。比如一篇涉嫌抄襲的文章涉及院長書記，署名是院長和學生合署，那么，如果學生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又沒有證據，就很難認定到底是誰的責任。

編輯點評：因為“嚴”，所以“難”。執行難是很多《辦法》甚至法律法規流于形式的根本原因，《辦法》要想落實好，還需要具體可行的操作措施，合理規范的執法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