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陷阱”，必須不斷縮小貧富差距。

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勵“先富”，更須實現“共富”。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鄭功成認為，應以工資改革為核心，提高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讓再分配環節更趨公平，進一步降低基尼系數，藏富于民，著力提高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發揮更大作用。在此基礎上，壯大中間階層，多創造低層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機會，讓弱勢群體不被邊緣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數。在城鎮化進程中，積極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進城農民“市民化”。

——跨越“陷阱”，必須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復雜誘因，歸根結底靠體制機制改革。一些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體制變革受到利益集團羈絆，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造成尋租、投機和腐敗現象蔓延，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被大大扭曲，以致在“陷阱”里越陷越深。

胡鞍鋼說：“中國具有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更加重視改革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堅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場這兩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推動市場化改革的深層次破冰，在經濟轉型中注重政府轉型，最大限度地釋放發展活力，拓寬發展空間，為跨越‘陷阱’助跑。”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深化改革不僅需要更大決心和勇氣，更需要新思維、新路徑。從摸著石頭過河到學會在深水區游泳，就要走出‘GDP情結’，以‘民富優先’為導向來改革。老百姓腰包鼓了，消費旺了，生活質量升級了，各種負面情緒和沖突就會明顯減少。”

——跨越“陷阱”，必須構建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

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認為，我國在轉型中積累的不少問題，比如國企減員增效、稅費負擔、土地征用和拆遷以及就業、教育、醫療、住房等，都引發了一些社會矛盾。未來幾年應立足國情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社會服務體系，解決好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訴求，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并將之轉化為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強大支持，從而不斷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成因和潛在風險。這也是“包容性增長”的題中之義。

對于由成長期走向成熟期的中國，在龐大的經濟總量上再次實現跨越，的確任務艱巨。

但我們有信心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