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大而不強，缺少核心競爭力。

我國三產比重過低，產業結構亟須優化。許多行業都集中在加工組裝領域，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一些規模很大的加工廠，其實只是“生產車間”，在研發、技術、專利、標準制定和品牌、銷售、服務等高附加值環節往往是“人家說了算”。由于產業缺“芯”，自主創新能力弱，關鍵技術靠國外，大量產業利潤只能拱手讓給外方，造成沿海眾多加工制造企業“工廠大了，員工多了，工資卻漲不上去”。美國《財富》發布的2011年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中國內地占61席，但制造企業占比低。

——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減弱。

近兩年，“用工荒”頻現于東南沿海，并向中西部擴散，農民工中的青壯年比例明顯下降，勞動力供求關系開始朝著“劉易斯拐點”發生全面性、趨勢性變化。隨著用工成本增加，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正在減少，并影響到中國經貿的國際競爭力。

——過于倚重投資驅動，環境壓力增大。

我國近30多年走了一條典型的高強度投入、外延式發展道路，追求超高速增長，各方面繃得太緊，直接帶來了資源透支、產能過剩、排放過量、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2010年中國GDP占世界的9.5%，一次性能源消耗達32.5億噸標準煤，能耗強度是美國的3倍、日本的5倍。電力、鋼鐵、有色等8個行業單位產品平均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

——需求結構不平衡，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

任何一個高收入國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導的“消費型社會”。而我國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收入主體結構中，天平不斷向政府和企業傾斜，政府和企業在獲得高收入增長的條件下，將較多資金用于投資。分配失衡制約著消費能力，居民消費較難擴大。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說，2001至2010年，我國投資率從36.5%升到48.6%，消費率則從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費率從45.3%降到33.8%，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磚國家”的巴西、印度。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紛紛調整戰略，鼓勵增加高技術產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發展中國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加快向美歐等市場輸出勞動密集型產品。過度依賴外需的中國經濟結構正遭受美歐的“壓”和新興經濟體的“擠”，傳統發展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大了我國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