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財政還在發威

偉業我愛我家集團副總裁胡景暉持相同判斷。他認為，雖然從去年開始進行了房地產調控，但各地的土地財政并未發生實質改變，讓地方政府主動降房價，從邏輯上說不通。因此，制定一個相對能實現的“較低”漲幅，對地方政府來說更具有現實可能性。

他同時持樂觀態度——各地調控指標公布得如此之晚，甚至有些城市至今尚未公布，反映了地方政府對此次“立軍令狀”的重視，“這總比拍腦袋定數，草草公布，形同虛設要好”。

已公布調控目標的城市，所定標準大多參考各地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

胡景暉認為，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房價、CPI之間，的確應該有一個相對合理科學的數據體系和比例關系。“從一個發展速度較快的城市來看，一年的GDP漲幅在10%，人均可支配收入漲幅應該在8%，房價漲幅在6%以內，CPI漲幅在4%以內，這樣既能體現居民對經濟增長成果的充分享有，又能體現房產的保值增值性，還能讓老百姓感覺房子越來越買得起。大家的日子都會好過。”

此外，調控目標緊跟各地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也許還存在統計數字與百姓實際感受不符的“意外”。胡景暉認為，調控目標只是一個單純的數字，會存在問題——為了完成這一數字，相關機構可以采用不開盤高檔房、加大郊區房供應等方法，拉低房價漲幅指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博士馬光遠則認為，國務院要求地方政府公布的調控目標，要綜合考慮當地經濟發展目標、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和居民住房支付能力這三個因素。地方政府顯然遺漏了居民住房支付能力這個重要因素。

馬光遠舉例說，如果一個城市的房價是1萬元一平米，而人均收入是3000元。1萬元房價漲10%是1000元，3000元工資漲10%是300元，這樣執行，老百姓的收入和房價還是會越差越大，調控目的何在？

馬光遠說，在微觀經濟學中有個理論叫收入彈性。所謂彈性，就是每一個因素變化對價格的影響會不一樣。例如，白菜漲10%，對一個城市的經濟漲幅影響可能只有3%、4%，而房價上漲10%，對一個城市的經濟漲幅影響可能超過了10%。兩者不能相提并論。

他說，“我們有世界上最多的經濟學家。在目前的房價下，怎能將調控目標與GDP增速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掛鉤？制定政策時，(我們)不要違背常識。”(記者翟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