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稱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刻不容緩

黃氏獲得的上海榮福年檢報告顯示，2005年度公司主營業務收入約10億元，成本9億余元，未分配利潤2700萬元，公司現金僅100多萬元。經專業機構審計及核查，上海榮福應得利潤被虛列成本5.2億元，流失主要如下：

--2004年，上海榮福與廣電地產簽訂一份假合同：以“帝景苑”一期預留的六號樓14000平方米，計“動遷補償費”2.4億元。但在財報中，這被計為銷售額。相關人士稱，按上海當時潛規則，70戶業主中可能隱藏著更多需要慰謝的官員，地產商以部分房屋的市價發售彌補給予官員折扣帶來的損失。

--在年檢報告中，“土地出讓金”又重新以1993年外銷房的名義計為成本，再加上以后的補繳，列出的土地出讓金達1.2億元。

--上海鑫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稱上海鑫尊)與上海榮福簽訂《委托包干合同》及《管理合同》，利用代開發票等手法轉走5000萬元。經查，這筆錢經周轉又部分轉回到蔡青峰個人賬上，其中3030萬元用于“打點”的款項不知去向。上海鑫尊成立于2004年8月，50萬元注冊資本由自然人劉小英、劉芳分持，其營業額高達5000余萬元，稅后利潤僅2萬元。2005年起未參與年檢。

--“帝景苑”項目牽扯到一個市政變電站項目，即宛平南路88號地塊，上海榮福支付320萬元作為補償，但財報中所計“補償費”高達6200萬元。

--2002年7月“帝景苑”開盤時，董事會明確銷售底價為9500元/平方米，廣告費和傭金，控制在2%以下。但蔡青峰指定的居易置業咨詢有限公司(下稱居易公司)代理的廣告費和銷售傭金高達20%。“帝景苑”沒有一份售房合同由居易公司的職員參與落名，但2003年9月15日該公司開出七張發票，總計金額7098萬元。檢察機關在一次初查中核實：蔡將三筆款項轉至居易公司，當日立即劃到蔡控制的公司賬上。

居易公司的注冊資本為10萬元，四名股東為梁冰、包文彪、徐鳴春和宋毅，均為無業人員，而實際控制人鄭衛民正是因低價購房被訴八人之一。此行恰是上海榮福貸款的經辦行。工商資料顯示，居易公司2003年營業額為7114萬元，除去上述7098萬元傭金，僅16萬元營業額。

--2003年底項目驗收時，因與規劃不符，公司以“電梯大廳裝修合同”為名支付206萬元給上海清建房地產咨詢有限公司，并與設計方共同支付94萬元“罰款”。這兩筆費用被稱為“政府規費”。收取方之一清建咨詢公司成立于2000年，注冊資本50萬元，持股80%的大股東呂新堯年逾70，是原南市區糧食局退休員工；其余股份為離退休人員黃小妹持有。后經司法調查，上述206萬元的大部分落入兩名規劃官員手中。

監督乏力背后

即使如此明顯的利益黑洞，行政或司法力量亦難介入。

2007年7月起，黃進益及其律師宋濂溥等先后寫了上百封舉報信，舉報“帝景苑”項目中的種種違規和不法行為。徐匯區檢察院初查后，因對涉及的副局級以上官員無管轄權，上海市檢察院將案件調走，從此有關刑事調查再無進展。

在公安、檢察、法院、紀委、規劃、房地、稅務及金融等機構面前，黃進益一方的努力多屬徒勞。上海市紀委經查后答復，無明顯請托行為。其中一警員因低價購房并“跨轄區辦案”被舉報，但紀委結論是“此人非分管領導”。

上海市紀委惟一的調查收獲是，蔡青峰在成本中列支一筆5030萬元配套費，而“帝景苑”系徐匯區舊城改造項目，該筆費用純系子虛烏有。宋按紀委的指引到市經偵總隊舉報，同樣泥牛入海。

2007年，宋濂溥就上海榮福偷稅線索向市國稅局稽查六分局舉報，兩次被拒。

2009年7月8日，黃進益以上海榮福的名義起訴蔡青峰，認為后者擔任總經理期間突破內定底價賣房政策，造成公司利益受損。“我們本想以香港榮福的名義起訴，法院立案庭說，應該以上海榮福名義起訴。”

10月14日第一次開庭后，上海榮福又提交了一份補充被告的訴狀，將前述八名公職人員及家屬列為被告，總計追討約2100萬元差價。11月，上海市一中院駁回了起訴，黃進益只能以香港榮福的名義提起訴訟。

訴訟再啟，還是被駁回。法院稱，未繳納訴訟費，按自動撤銷訴訟處理。

今年7月7日，四宗案件計劃陸續開庭，因不明原因取消。直至11月2日再開庭。法庭上，只有少數被告的代理律師到場。法官宣布：此次只是預備庭，意在審查原被告及代理人資格。

宋濂溥介紹，上海市紀委曾就舉報與他交換意見，“涉及官員有沒有為蔡辦事，紀委說沒有證據。”上海市紀委公開信息稱，2008年度其糾正了“帝景苑”低價購房等違規違紀問題。

上述八名被訴人員確實被紀檢部門找去談話，各人均對折扣購買之事給出不同的說辭。但紀委從未公示其處理辦法和處理結果。

潛體制與陽光法案

2007年5月30日，中紀委下發了《關于嚴格禁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若干規定》，提出30天內主動說清楚問題的，可以根據情況從寬處理。其中即有“折扣房”相關條目。

時值上海社保案收官階段。上海市紀委為壯聲勢，曾事先向黃浦區一樓盤住戶打招呼，要求數十位多為處級以下干部帶頭到紀委“說清楚”。內情人士對記者稱，他們開了個“業主會”，最后決定集體抗拒，因為更高的領導及家屬“炒房、炒地”并未帶頭“說清楚”。

在擬定期限內，上海僅有14人到市紀委“說清問題”。且多與炒房、折扣買房無關。

為配合中紀委的行動，最高檢察院與最高法院在同年7月8日發布了《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以明顯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請托人購買房屋、汽車等物品的”，為“交易形式受賄”的一種，“以受賄論處”。

上海至今未有被查處的先例。房產逾億元的上海房管局副局長殷國元、被稱為“炒房區長”的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受賄29套房產的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規劃建設處處長陶建國等，均非“房事”直接案發。

上海市曾經由組織部門對2000多名市屬干部購房情況進行摸底，先以購房價格與市場價格“差價50萬元”為起點，后發現工作量過大，調高為“差價100萬元”。知情者介紹，擁有八九套住房的干部比比皆是，這尚不包括以非近親屬名義持有或由其他人代持的房產。摸底同時不了了之。

由此可知，建立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使官員及其家庭曝露于“陽光”下，已刻不容緩。其實施范圍與推行力度考驗決策者的智慧。

“‘帝景苑’的案子算不上大，但我覺得努力屢屢失算，遠非一個蔡青峰能操作，幕后定有高手。”宋濂溥律師說。

有消息稱，早在2006年前，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即了解“帝景苑”的情況，大為光火，最后又無可奈何。現任高層曾數次“苦口婆心”奉勸相關人士配合市紀委及組織部的工作，“一是官員們抱法不責眾之心理，二是缺少嚴厲的制裁手段”，“世博會這個政治任務頂著，上面也不想鬧得人心惶惶。”

陶校興的落馬，讓近乎絕望的人們看到希望。陶擔任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長十余年，其中主管地政六年，所涉土地巨量利益輸送案眾多。在上海土地問題的巨大“潰瘍面”上，“帝景苑”或只是一個小瘡口。而與土地相關的法規批文，多由陶氏簽發。

11月17日，由上海市檢察院第二分院立案偵查的陶校興涉嫌受賄犯罪案，經市檢察院決定已正式逮捕。經查，陶涉嫌利用土地審批等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進行權錢交易，收受多家公司或個人現金、房產等，數額巨大，情節嚴重。據記者了解，其已被查出涉嫌受賄600余萬元，名下另擁有29套高級公寓及別墅，刷新了殷國元億元身價的紀錄。

與梅隴鎮的風聲鶴唳不同，“帝景苑”所涉官員巋然不動。據悉更高級別調查部門已介入陶校興案。陶的肚子里，有著很多類似“帝景苑”的故事。

來源：新民網 編輯：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