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問題是中國商業銀行的利差問題。我們認為，2003年以來，中國多數商業銀行處于“在線修復”期，修復不良資產率，并亟需補充資本。因此，有必要為商業銀行維持一定的利差，從而使之加強自我修復能力，加快健壯起來。此外，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商業銀行的操作環境、運營環境和法律環境還有較大差距，因此不能總與發達國家比利差，還要與新興市場國家作比較，而新興市場國家利差普遍都較大，多數比中國的利差大得多。總之，一種做法是中央銀行不管利差，只出一個政策性基準利率，其他利率讓市場自然形成；另一種做法是中央銀行對利差要有適當的管理，從而調節銀行業對實體經濟提供服務的積極性，防止出現過多的順周期情緒，同時也可以增強銀行業自我修復的能力。在轉軌改革和應對危機的過程中，商業銀行的這種積極性和自我修復能力也許是中央銀行需要予以考慮的。

此外，中央銀行的激勵向量還可能涉及到幾個結構性問題，對此我們還不是很有把握，但是憑直覺中央銀行也可以再做一些工作。一是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關系問題。在亞洲，間接融資比例普遍過高，在此情況下，如果央行的利率不是一個單一的政策利率，而是一組利率，那么這組利率就有可能鼓勵直接融資。比如對大企業發行公司債或企業債，利率是自由的，沒有下限，但對銀行貸款利率則設有下限，這樣就會使大企業更多地選擇發行債券融資，而銀行則會更多關注中小企業。二是央行如何創造更好的風險管理條件？新興市場通常金融市場不健全、工具不足、環境不穩定，對此，中央銀行如果設置一些激勵政策，就可能有利于市場發展出更多的風險管理工具，包括保險的工具。三是中國還面臨著金融業對大中小企業、對城鄉的服務差別問題。目前對金融支持偏向大企業、偏向城市，而中小企業、農村金融服務不足的批評較多。當然，這也是很多國家都存在的共性問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由于各國就業方面都存在問題，所以現在全球都比較關心對小企業的金融服務。對于這些問題，中央銀行的政策體系是否應適當提供相應的激勵機制來予以解決？這是我們應當考慮和重視的。

最后，再回到一個老問題上來，也就是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問題。若干年前，在人民銀行和其他國家中央銀行交流時，我們始終強調人民銀行貨幣政策采取多目標制，而大多數央行采取單一的通脹目標制。在過去，多目標制和單一目標制分歧其實并不是很大，這是因為在經濟平穩時期，只要保持低通貨膨脹率，投資就會相應地增長，公眾預期穩定、對未來也比較放心，所以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的目標就能得到實現，多目標的問題也都基本上自動解決了。但通過這次危機我們發現，確實還有一些階段，這些目標無法同時實現，有時候這些目標相互之間可能是沖突的，關系十分復雜。中央銀行究竟如何應對？我覺得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去體會中央銀行可能在不同的階段以不同的權重去考慮多目標，同時隨著經濟條件的變化去改變權重，或進行切換。

總之，中央銀行在這次危機中受到了許多新的思維方面的沖擊，有很多新的挑戰。我很希望經濟學家和本次牛津論壇能夠關注這些問題，為大家的研究工作提供好的啟發，為各國中央銀行提供更多的思路。

謝謝大家！

來源：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