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近日從財政部獲悉，財政部2010年財政工作一項重要內容是要著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支持提高城鄉居民收入。與此同時，今年的“民工荒”也正持續引發中國專家和學者熱議“劉易斯轉折點”、提高居民收入等問題。

專家和學者們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中國目前沒有出現整體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但正處于走向這一“臨界點”的進程中。在國內勞動力結構逐步發生改變中(非農勞動力正在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卻未見明顯增長。

實際工資在“拐點”進程未見明顯增長

最近，中國社科院、北京大學等機構紛紛舉辦有關“居民收入與劉易斯拐點”的會議和論壇，就工資結構、社會轉型等問題舉行討論。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介紹，劉易斯拐點是發展中國家內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格局現象。由于農村勞動力持續向城市非農產業轉移，大量供給壓低了勞動力成本。直到工業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勞動力都吸納干凈了，如果再想繼續吸納剩余勞動力，就必須提高勞動力成本，這個臨界點就叫“劉易斯轉折點”。

引發中國專家和學者們熱議“劉易斯轉折點”，主要是今年沿海地區的“民工荒”在春節過后達到多年來的一個高峰。有報道指珠三角勞工短缺達200萬人，即使企業大幅提高工資仍要面對招工難的窘境。由此，有研究人士稱，珠三角勞工近年來持續短缺預示著我國的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到來。

2009年第四季度的數據顯示，103個主要城市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從金融危機期間的0.85，大幅回升至0.97。但珠三角的這一比率達到1.26，這提示若不提高工資，將很難招到可用的工人。

但這是否表明中國整體上勞動力出現了短缺？根據聯合國公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報告，以現時全國13億人口計算，城市人口將由目前的6.1億增加至2015年的7.67億即未來每年平均將有超過1000萬農村人口遷入城市。

因此目前中國的勞動力供應尚算充裕，但勞動力市場結構已由此前的“無限供應”年代過渡至目前的“有限過剩”時期。所以，多數學者表示，從局部看，中國似乎已處于劉易斯拐點中，但整體上看，中國農村勞動力仍然存著過剩問題，劉易斯拐點尚未真正來臨，應該認為是走向拐點的進程中。

申銀萬國的研究報告也表示，民工荒的出現并不能簡單等同于劉易斯拐點已現。首先，農業與非農業產值和就業人數占比仍不協調，邊際產出差距仍較大；其二，中國47%的城市化率與當時日本、韓國出現劉易斯拐點時農村人口30%左右的占比相比，差距仍大；其三，2004年民工荒出現后，中國實際工資并未出現大幅上漲。

學者和專家們表示，珠三角的民工荒可能無法直接和劉易斯拐點畫等號，但提出了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目前我國正在走向劉易斯拐點的進程中，但城鄉居民的收入多年來卻未有全面的上漲，這有悖于國際規律。所以，需要構建合理的收入和分配制度，平穩地實現經濟和社會的轉型。

收入差距加速拉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對記者表示，“創設合理的分配和收入制度，挑戰主要來自初次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公平。”

據專家分析，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首先表現在長期以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偏低、國民收入分配向國家和資本所有者傾斜的現象一直比較突出。

由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近年來我國勞動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紀90年代以前，勞動者報酬占比為50%以上，2001年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與此同時，營業盈余比重由原來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至2008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

這表明，我國國民收入結構失衡，特別是勞動者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來自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生活成本不斷提高的近幾年中，從未增加過工資的全國普通工人超過26%。

據了解，在發達國家，工資一般會占企業運營成本50%左右，而在中國則不到10%。發達國家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國則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趨勢；資本回報的比例卻不斷上揚。

對此，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間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過一定的限度就會引發很多問題。而在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已是一個普遍現象，并且這種差距有逐漸拉大之勢。

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另一個表現是，全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漸增大。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

世界銀行的報告同時顯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這兩個數字比在中國是10.7倍，而美國是8.4倍，俄羅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這也就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城鄉、區域、行業、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專家們表示，目前我國收入和分配的不平衡還表現在再分配環節。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對記者表示，“國企壟斷、行政壟斷、腐敗帶來不均衡；再分配制度的不公平，比如福利分房制度仍然存在。這種不公平所帶來的不公平影響面比初次收入分配大得多。”

據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至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至10倍之間。

“壟斷行業收入畸高是導致行業間收入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社會非議最大的誘因。”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說。

分配改革探求調整方式

專家和學者們表示，國家也已經深刻認識到在步入“劉易斯拐點”的進程中，需要進行分配制度的改革，以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平穩轉型。連續三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2009年的會議更是強調“加大調整力度”。

國家發改委的有關專家表示，改革首先要指向分配結構的失衡問題。分配結構的失衡主要表現在“兩個偏低”：即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這都與經濟結構有關。

由于投資、出口、消費比例不協調，一、二、三產業結構不合理，造成勞動力結構不合理。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第三產業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比已從最低時的21.6%升到40%以上，但仍遠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水平。大量一產富余勞動力被擠進二產，造成二產勞動力供過于求；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財富增長相對緩慢。

所以，專家和學者們認為，首先，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必須著眼于整個經濟結構，從調整相關經濟結構和深化體制改革著手，調整出口、投資、消費等重大比例關系。通過大力發展第三產業擴大就業，減輕第一、二產業人力資源市場過度競爭。

其次，要扎實推進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平衡分配格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研究員楊志勇表示，“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界限，規范國企行為，規范政府公共服務，放松管制，反腐措施到位。這些又牽涉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朝才說，對于行業性的分配不平衡問題，一方面要通過提高收入透明度，提高個人所得稅等稅種的征管率，要做到基本上完全納稅。另一方面，在初次分配過程中也應有一定的調整和改革，要解決因為壟斷等原因產生的收入不公。

另外，要健全收入分配體系，調整和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認為，一次分配中市場機制失靈的地方比較多，要重點解決一次分配中的公平問題，要多從勞動者的角度來制定政策，提高勞動報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二次分配領域，要本著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思路，把收入分配改革和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結合起來，增加財政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投入；健全收入分配宏觀調控體系，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工資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工資指導線制度、薪酬和人工成本信息調查發布制度、壟斷行業薪酬水平調控制度、不同地區之間機關事業單位工資水平調節制度、個人所得稅征管制度等等。

來源：經濟參考報 編輯：鄧京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