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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舉行的“首屆醫學發展高峰論壇”上，數百位國內醫衛領域的頂級人物探討著一個挑戰傳統醫學模式的話題：“醫學整合”。

協和醫科大學出版社社長袁鐘說，在當今以慢性病為主的時代，醫學整合的理念實際上是人們尋找醫療新模式的嘗試。據介紹，與醫學整合相對的是傳統生物醫學模式。后者在過去500年間一直占統治地位，其明顯特征是專業化和細分化。在以傳染病為主的時代，生物醫學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曾經瘋狂肆虐的脊髓灰質炎沒有了，麻風病也被控制得很好，連霍亂和鼠疫等過去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疾病也近乎絕跡。

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慢性病日益成為人類的主要殺手，生物醫學模式漸漸顯示出弱點，其經年積累的“副作用”也開始為人所重視。此次論壇上，與會者發表了《北京共識》：醫學必須有較大的改變，為患者提供更廉價、合理的健康方案——不僅僅是發病后的治療，還有平常的預防保健——才能夠回歸到它存在的價值本原，而且人類面臨的新健康問題也促使它必須這樣做。

“在自己專業化的小天地，病人早已經蛻變為器官、組織，有血有肉不假，卻無情無感。手術刀在拿起的那一刻，閃著令人心寒的、冰冷的光芒。”

中華醫學會心血管學分會主任委員胡大一說，當今醫學學科多以發病器官、人體系統、診療手段甚至診療的對象等來劃分專科。這種專業分割和專業化對醫學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這種分化也脫離了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的事實，不利于醫生對患者整體狀態的把握和綜合處理能力的培養。

事實上，現在幾乎每一個臟器都有相對應的科室、中心或醫院，還有腔內治療和微創等集某一具體技術的科室與醫院。婦科被分為婦科、產科和計劃生育科；骨科被分為骨關節、骨腫瘤等部分。“過細的專業化分工導致一個專科的醫生對其他專科的疾病非常陌生，同一個學科內亞專科的分化導致一個醫生只能看好一個系統內的一個疾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長期“技術至上”的思維，醫生們對技術本身產生了迷戀，而它的對象反而變得無足輕重。一場手術下來，醫生關注的是難度的大小，被切除的面積和重量，而對手術臺上是男是女、多大歲數毫不關心。“在自己專業化的小天地，病人早已經蛻變為器官、組織，有血有肉不假，卻無情無感。手術刀在拿起的那一刻，閃著令人心寒的、冰冷的光芒。”

進入21世紀后，慢性病取代傳染病成為人類的主要殺手。和傳染病不同的是，慢性病與許多危險因素密切相關，控制這些危險因素才可以極大降低慢性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而以單一治療方法為特征的醫療方式往往事倍功半。

研究顯示，控制目前知道的9種傳統危險因素，可以降低90%心肌梗死的危險，而要等到病發再去治療，不僅花費昂貴無比，其效果也并不總讓人放心。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其他疾病上，比如癌癥。最新的理論認為，癌癥不僅和基因有關，而且與環境、生活方式、心理情緒有關。對于它的診療，如果只從單一病源角度，就很難找到法門。

山東省立醫院胸外科的杜賈軍說，中國肺癌發病率居惡性疾病之首，胸外科醫生往往認為，只要完成了局部手術切除，就可以達到根治的目的。然而，肺癌是一個全身性疾病。不少手術除了能夠炫耀醫生手術的“高難度”外，對病人幾乎沒有什么好處，他們等待的依然是死亡。

另外，隨著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一些舊有的誤解也被厘清。臨床常見的甲亢過去被診斷為以T3增高為特征的一種器官特異性疾病，但部分患者出現的突眼、粒細胞減少、肝功能損害、房顫、腎小管酸中毒等多系統損害，卻不是T3代謝綜合征能解釋的。

這些新情況、新問題說明，在某種程度上，沿襲幾百年的生物醫學模式及其衍生的特異性病因說陷入了困境。天津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吳咸中院士說，由“整體病”變為“系統病”，再由“系統病”轉為“器官病”的醫學發展趨勢應當加以適度的控制，否則醫學就會支離破碎。

盲目做支架，不去改善生活方式，不做預防，不做控制，這場戰爭不可能打贏。要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轉型，去關注沒癥狀的人。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安貞醫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趙冬曾發表文章稱，從他統計的數據來看，搭橋和介入等治療手段對減少穩定性心絞痛死亡率的貢獻是有限的。因此，他說，“如果到了2009年，你還在繼續針對疾病治療，天天比支架數量，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胡大一在多個場合引述上面的事實。“為什么會這樣？是危險因素沒有控制。”他說，1984年到1999年，中國人吃雞蛋吃肉不再憑票，所以膽固醇就高了，心肌梗死增加了。而且心肌梗死更加年輕化，30歲至44歲的北京男性心肌梗死死亡率增加了111%。因此，盲目做支架，不去改善生活方式、不做預防、不做控制，這場戰爭不可能打贏。

“過去我們診療模式最大的缺陷和荒謬是‘等癥狀’，包括醫生自己，沒有癥狀不看病。”胡大一指出，大量高危人群，或者已經進入亞臨床，已有病變，但還沒有爆發的人群沒人管。“病發了，先不說能不能治好，光看病費用就大得不得了。”

在他看來，那些有危險沒癥狀的人，應該由社區和農村的基層醫療保健機構來管，過去這個功能不健全，甚至是缺少的。他說，人們非要等到有了癥狀，疾病進入終末期才到醫院治病，從而導致看病難、看病貴。要解決這個問題，最重要的就是轉型，去關注沒癥狀的人。

然而，“等癥狀”的產生有著更深的歷史原因和背景。《醫學與哲學》雜志主編杜治政認為，自從上個世紀初，臨床醫學和預防醫學分離，醫院越來越把治療作為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事務，把預防丟得遠遠的。而“預防僅僅靠各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是不夠的，他們雖然在流行病調查等方面有很大的優勢，但是卻缺少臨床醫生的可操作性。”

唯一可行的辦法似乎是，醫院，尤其是大的醫療中心走出大門，運用臨床實踐中積累的資料，和預防機構一起，開展健康管理，指導人們改變各種不良的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這不僅僅會大大減少人們的痛苦，也是花費較低的選擇。一些醫院和醫生也進行了這方面的探索。

北京大學醫學部教授何權瀛領導的呼吸科，早在十多年前就認識到，要控制支氣管哮喘，必須從加強對病人的健康教育著手。他們從1993年開始探索哮喘病人的教育工作，最終形成了哮喘教育門診、哮喘教育宣教中心、哮喘患者協會“三位一體”的醫學服務模式。他們的比照結果顯示，教育組控制的測試達到良好控制以上占85%，遠高于對照組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