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雛軍高墻內外：詳述“科龍案”原委

口述“科龍案”

顧雛軍：我對中國的法律有信心

口述：顧雛軍

整理：《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郭芳

禍起科龍收購

這個故事開始于2001年我對科龍的收購。

這一年7月，佛山市順德區政府通過投資銀行主動找到我們，洽談科龍收購事宜。

之前的一年，科龍已虧損8個億。但談判的時候，科龍剛做完半年報，有1000萬的利潤，他們要價5.6個億，而且非常牛逼哄哄地。我心想，既然沒有誠意就算了。

沒想到，到了9月底，畢馬威做的季報，預計科龍2001年的虧損可能要達到8個億，順德區政府著急了。他們給科龍擔保了18個億的貸款，如果連續兩年巨虧，18個億的債務肯定要政府承擔了。他們于是又來找我，從5.6億降到3.5億。對順德區政府來講，不是少了兩個億的問題，如果不逃出來，就是18個億的問題。他們每天來找，想把所有的問題都趕緊解決。

當時我也猶豫，萬一當年虧損10個億怎么辦？順德區政府非常客氣地說，科龍原來每年一直繳稅1.7個億，你今后每年交1.5億就夠了。基本的審計報告也表明，科龍確實有35億的銷售額，而且是在增長的。這是我看中科龍的原因。我在中國看過160多家公司，最后買到手的只有4家，這說明我們買公司是很慎重的，對科龍也一樣。

最后就以3.5億價格成交了。2002年1月，我正式接手科龍。但那時候的輿論是，沒有人會認為我能把科龍搞好。他們認為，這個公司已經是大企業病了，你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名不見經傳的人能搞好中國的企業？確實，當時這個公司誰也不敢要，連美的都不敢要。

當然，我也從來沒做過虧本的買賣，我的任何一筆買賣都是賺錢的，包括科龍，我買的時候是3.5億，出事以后賣出是9個億。

從一開始我就明白，能不能搞好科龍，在于我有沒有能力把它的成本降下來，有沒有能力把它的銷售額搞上去。如果銷售額上不去，就無力回天了，等于我收購的項目打水漂了。當時我就跟我身邊的人說，如果你們跟了我去科龍，那就不會有節假日，也不會有個人的時間，這個公司如果不從危險境地走出，我們就什么都沒有了。

我們做得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業務的成本降了48%，空調降了35%，當年就實現了盈利。第一年做了67個億的銷售額，第二年是80多個億，第三年是128個億。而我接手之前，它只有35個億的銷售額。

上繳政府的稅收也從1.7個億一路增至5.6個億，很多人質疑我說，科龍不可能做到上繳5.6個億的稅收。但一個民營企業家不可能因為虛榮而去多繳稅，民營企業不漏稅就已經很了不得了，我為了吹牛去多繳稅這種可能性絕對沒有的。

我認為，要讓一個企業盈利，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好的團隊。我喜歡用高素質的人，接手科龍以后，我招了870個MBA研究生。這些人有很強大的執行力，智商很高，能很快反饋回來市場的走向，當年就有很好的效益。

等我把這家公司變成一家非常優秀的公司的時候，郎咸平出來說，國有資產被賤賣了。真是氣得我心里在滴血。當時你誰也不看好，認為我是個傻瓜，等我弄好了，就變成國有資產被賤賣了。

入獄前的較量

更讓我想不到的是，我把科龍搞好了，他們要抓我，抓我不是買我的公司，而是要搶我的公司，一分錢都不想出。

2005年2月，時任順德區委書記的陳云賢突然把我叫到辦公室去，問我知不知道證監會要來調查科龍。我說，我不知道，例行巡檢已經查過了，一些小問題需要整改，都已經解決了，也不怕查。他說，要查你就一定有問題。

沒想到，他說的后來竟真的都應驗發生了。

當月，科龍的高管突然被限制出境，我們沒有人知道自己被限制以及為什么被限制。

當年5月，科龍被立案調查。那個時候正好是科龍的銷售旺季，如果這個時候公告，供應商和銀行肯定擠兌我，那科龍就完蛋了。

當時科龍的老員工告訴我說，科龍有什么困難，你要去找歐廣源。歐廣源時任廣東省委副書記，他跟我是沒有交情的，如果不是科龍出事，我都不會認識他。但他與科龍有很深的淵源。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的那句“發展就是硬道理”就是在科龍說的，當時歐廣源是佛山市委副書記，一路陪同。某種程度上，科龍被視為是順德的政治招牌，科龍人認為，歐廣源是不會讓科龍倒的。

后來我找歐廣源的時候，發現他真的很熱愛科龍。他馬上給當時的證監會副主席范福春打電話，打了6個電話，我就在旁邊坐著，都聽得清清楚楚。第一個電話說，能不能不公告？范福春說，不行；第二個電話說，能不能按例行巡檢公告？也不行。

沒辦法了，歐廣源問我，還有什么辦法？我說，如果一定要公告，能不能說明因什么原因被立案調查。如果公告說明是因為整改報告被立案調查，這應該也是合理合法的。范福春還是不同意。最后歐廣源急了，說科龍有3.5萬人，如果這些人真的因為公告而失業，這對佛山市政府和順德區政府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范福春說，這是你們地方政府的事，我們不管。

2005年5月10日，科龍被立案調查的公告就出來了。公告稱，公司因涉嫌違反證券法規已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第二天，200多家供應商到我辦公室門口等著要錢，銀行也派人來談。下午，廣東省政府召集廣東省銀監局、中國人民銀行廣東省分行開聯合會議，銀監局和人民銀行允諾，不允許任何一家銀行從科龍抽貸款。這已經是最大的支持了。同時要求順德信用社新發3個億的信用債作為過渡貸款，我們把管理權托管給順德區政府。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事情。

但那3個億的過渡貸款一直辦不下來，陳云賢不讓辦，讓我去找他。我去找他，結果他說，你要把股權無條件托管給我。但這怎么可能呢？我可以給他管理權，但股權還應該是我的呀，這不等于是明搶嗎？我當然不能同意。后來，我告訴歐廣源，地方政府提出要無償托管股權的時候，他大吃一驚。

沒有貸款，科龍先是處于半停產狀態，最后就完全停產了。

2005年7月15日，廣東省公安部門調查以后開了個結案會議。這個會議上說得很清楚，科龍沒有刑事責任。很快，廣東省政府就跟我和全國工商聯聯系，讓我們去談股權轉讓的問題。之前，我已經委托全國工商聯，萬一有什么問題，由全國工商聯全權托管我的資產。工商聯就是我們的娘家，如果沒有這個委托，我已經完了，現在什么也不會有了。

這里有一個插曲，曾經在6月底，全國工商聯為了拯救科龍，組織了一批經濟學家到佛山開會，會議的主題是如何保護民營企業家。當時的廣東省某領導還請全國工商聯的領導吃了飯。吃飯的時候，廣東省領導說，這個人(顧雛軍)是個壞人，是個奸商，挪用了科龍55個億，我們一定要處罰他。工商聯的領導說，他不是奸商，而且把科龍做得也很成功，挪用55個億應該不可能。工商聯的領導回北京的當天就讓我馬上寫個報告，將我及科龍的情況完完整整地向上述廣東省領導匯報。

這份報告最后通過全國工商聯轉給了上述廣東省領導。我后來想，這份報告應該是起了作用，不然7月15日的會議不可能說我們沒有刑事責任。因為如果按照順德的匯報，應該是很大的刑事責任。

7月22日，我和全國工商聯執行副主席謝伯陽、全國工商聯法律顧問項洪一起到順德去見陳云賢，談股權轉讓問題。到了順德，陳云賢說，他有重要公務出差了。區長周天民單獨跟我談。在這之前，我已經從廣東省知道，順德的決定是賣給當地的美的集團。我跟他說，我已經跟長虹談了14個億，跟海信談了12個億，如果你們出12個億，我就賣給你們。但沒談攏。

陳云賢出差回來后單獨見了謝伯陽，大約半小時。謝伯陽跟我說，陳云賢沒有談更多的事，只是說，“如果顧雛軍不把科龍零成本給我們，就抓他。”

我當時認為，陳云賢也就是虛張聲勢罷了。結案會議都說了沒有刑事問題，我也因此一直認為我不可能被抓，這也是我沒有給我父母留任何生活費的原因。

但7月29日，我真的被抓了。出來以后，很多記者問我，如果當時知道他真的會抓我，會不會無償把股份給他，我說我仍然不會。這是我的股權，我為什么要給他，這不是搶錢嘛。事實證明，我最后還是賣了9個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