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化：中國電影發展的必由之路

《英雄》從1999年開始籌劃，2001年8月開拍，2002年1月封鏡，投入總成本約3100萬美元，雖然與好萊塢動輒上億美元的影片相比，好似小巫見大巫，但這對于當今中國影壇來說，不啻為一個大手筆。因此這部影片從開始籌劃時，就讓人感受到其濃厚的商業氣息。因為這樣大的資金投入，其直接目的就在于高額的利潤回報。也正是有了雄厚的資金支持，《英雄》劇組才可以轉戰甘肅、陜西、四川、內蒙、浙江等地，拍出最為美麗、神奇的外景。   

為了追求商業效益，在一部不需要太多演技的影片中，張藝謀第一次集合了香港和大陸最具人氣的電影明星，李連杰、張曼玉、梁朝偉、甄子丹、陳道明、章子怡這些演慣主角的成名影星，每人在影片中最多不過出現二十分鐘左右的鏡頭，以至于出現為許多人一直所詬病的現象，如章子怡飾演的如月這一角色的多余和喧賓奪主。久在影壇馳騁的張藝謀不會不知道這樣做的后果，但他更看重的是，章子怡在國內電影市場上所擁有的大量影迷，以及她在《臥虎藏龍》里成功營造的國際電影形象，這些都是他不得不追求的商業價值，《英雄》一片潛在的誘惑力吧。除了這個人氣鼎盛的明星陣容，《英雄》劇組還使用了當今頂尖的音樂、攝影、美術人士，所以無論從“軟件”和“硬件”上，它都要給觀眾造成一種舍我其誰的印象。

《英雄》的宣傳策略從始至終都是頗費心機的。從開始籌劃就調起了觀眾的胃口，當時，張藝謀面對追問是三緘其口、諱莫如深，以至于各類小道消息頻頻騷擾著人們的好奇心。而到了《英雄》熱映在即，廣告宣傳卻仿佛一夜之間從地底下涌出，鋪天蓋地，迅速占據了各類報紙、電視的顯要位置和黃金時間，甚至連街頭廣告、櫥窗這些犄角旮旯都不曾放過。最后，《英雄》選擇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其規模空前的首映式。尤其是《英雄》的主創人員、眾多明星更是包機由北到南掀起了大規模的宣傳活動，直至該片被選送去角逐奧斯卡最外語片獎。對于這部影片的大規模宣傳，張藝謀并不認為是一種炒作：“我們應該習慣這樣的宣傳，如果每年我們電影界會有五到十個這樣的情況我覺得電影就不會低迷。”難怪張藝謀在《英雄》的新聞發布會上對電影出品方的工作大加贊賞。正是以這樣的策略，《英雄》一步步地把觀眾的好奇心和觀賞欲撩撥到了極致。它雖然不是第一部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式的電影，但無疑是最具號召力的電影；同時它還借助于先進的網絡技術，通過新浪網把首映式的盛況傳播到了全球。所以，《英雄》的營銷策略堪稱國內電影市場的典范之作。在電影《英雄》還沒有公映之前，其外圍市場的收入已經大獲全勝——空前的版權拍賣價，記錄片、漫畫、電子游戲等多元市場的全方位出擊，無不證明《英雄》的策劃者們全新的市場觀念和超前的營銷意識，也為國內同行們上了意義深遠的一課，這意味著電影產業的進步決不僅僅在于電影本身。據有人初步估算，即使不包括《英雄》在東南亞地區和電視臺的播映權收入，《英雄》已經盈利200多萬美元，這在國產電影和合資電影中已是一個奇跡。

作為一部不折不扣的武俠電影，《英雄》還為國產影片的類型化作出了可貴的探索。中國電影發展緩慢、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國內的電影界缺乏影片拍攝的類型意識，這可能與我們的電影長期以來過分強調政治性和思想性，而輕視娛樂性不無關系。但是，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步伐日益加快，與世界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中國觀眾的審美趣味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尤其在好萊塢大片的刺激和影響下，中國觀眾對類型片的需求越來越大，馮小剛的幾部帶有搞笑、喜劇色彩的賀歲片引起國內票房的激增就很能說明問題。所以，“電影的‘叫好’與‘叫座’，是要搞類型片、娛樂片、通俗電影。”

事實上，《英雄》一片也決非完美之作。正如許多批評者指出的那樣，該片情節不夠自然，敘述有些故弄玄虛，甚至影片缺少了一般意義上的高潮。這也是張藝謀放棄文學改編所帶來的硬傷，影片在景觀性和敘事性的處理上有點失衡，甚至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出現了為照顧影片的商業性而損害藝術性的情況。

或許，《英雄》在中國電影史上的意義，恰恰在于它諸多的大膽嘗試。如果說電影的景觀化只是中國電影的一種嘗試和發展方向，那么，電影的商業化、類型化則是中國電影發展的必由之路，而電影的民族化則是中國電影保持獨立價值所必須堅守的一條原則。正因此，我想，不應把《英雄》的創作之路看作是一條末路，而更愿把它看作是一種絕處逢生。

編輯：鄧京荊 肖冠男 來源：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