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的商務印書館主樓，張元濟、蔡元培、陳云、茅盾、王云五、鄭振鐸、葉圣陶等一批與該館有著歷史淵源的杰出人物的圖片映入眼簾，已有112年歷史的商務印書館是中國歷史最悠久的現代出版機構，曾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的長久伏流時期，商務印書館曾經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一方面，其以學制變革為契機，大規模組織出版中小學教科書以及各種輔助讀物；另一方面，又在“學問饑荒”的年代 組織出版了大量的西方人文科學著作，普及傳播各種新知新學。在這個文化重鎮中，云集著眾多精英，其巨大的文化輻射能力，使新文化運動真正走向了社會。

在紀念五四運動90周年之際，《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了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濤。他直言：“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開啟了中國社會基本制度的轉型，而‘五四’運動則帶來了人的思想意識的轉型，加快了中國人從臣民到公民的轉變，這正是中國歷史轉型的起點。”

在王濤看來，經歷了改革開放30年的現代中國，已到了歷史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更需秉承著五四運動追求民主、追求科學、追求進步的精神，把握好歷史的方向感。

歷史轉型進入了關鍵時期

“所謂歷史轉型，是指這段歷史在整個歷史進程中橫空出世，其之前和之后的是截然不同的歷史。轉型之后開啟的新歷史階段與此前的歷史相比較，其基本制度類型、民眾的思維方式、社會習俗甚至服飾等等都會發生具有本質意義的變化”，在王濤看來，中國的歷史轉型，其基本的歷史方向感，就是由愚昧走向文明，由專制走向民主，由落后走向進步。

談及五四運動之于中國社會轉型的意義，他告訴本刊記者，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帝制，但直到五四運動之前，中國社會還不能說已經進入歷史的轉型期。因為那時，中國人仍是臣民，推翻了清朝皇帝，卻還要找一個封建皇帝出來，所以張勛復辟、袁世凱稱帝這樣的事件才會周而復始，接踵而至。歷史轉型，包括基本社會制度的轉型，但更重要的還是人的思想意識的轉型，即從臣民到公民的轉型。

而五四運動倡揚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正是人的思想開始轉型的一個重要歷史節點。其所弘揚的“科學”、“民主”的精神是中國數千年來人文學術武庫從未有過的。此前的洋務運動僅僅是器物上的革故，并未深入到精神和思想層面。而五四運動則給中國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財富，使中國真正開始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嬗變，從愚昧社會向文明社會提升，從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進步。因此，王濤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歷史節點。

五四運動時，人們在思想領域爆發出的活力，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知識、新思想、新習俗的精神，是數千年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中華民族應始終保持這種面對新知識、面對民主、面對科學如饑似渴的心態。

回顧五四運動以來的90年，王濤認為，在這90年中，真正能夠稱得上具有歷史轉型意義的歷史時段，是1978年至今的30年。反思過去的90年，中華民族在歷史轉型中走過彎路，也出現過重大曲折和倒退，如發生過內戰、內亂，從1957年到1976年曾陷入了長達20年的動亂和“亂動”。其原因正是因為喪失了五四人對科學、民主和進步的那種執著和虔誠。

而改革開放30年來則繼承和發揚了五四精神，這30年間中國的經濟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已經呈現進入了歷史轉型期的“端倪”。用“端倪”這個詞，是因為在王濤看來，因為中國今天仍處于歷史轉型的十字路口，中國社會仍是可進、可退，可左、可右。

黨的十六大提出新世紀頭20年是重要的戰略機遇期，這實際上就是中國社會實現歷史轉型的重要時期。在如今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到2020年，中國不能緊緊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實現轉型，不能建立起以市場經濟為主導、更加民主、更加進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那么中國就有可能從綜合國力競爭的國際舞臺上出局，而這一次出局，則很難獲得重返的機遇。

上個世紀60年代，因為“文革”，我們曾自動從國際競爭舞臺上退出，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又重返了綜合國力競爭的國際舞臺，這一次能夠重返是因為當時尚未形成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格局，還留下重返的空間。王濤坦言，如今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果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要整體退出綜合國力的競爭舞臺，那么將再也沒有重返的可能性，因為其留下的空間會被其他國家和民族迅速占據。因此，本世紀頭20年也是中國社會歷史轉型至關重要的戰略機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