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當全中國人喜氣洋洋地唱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迎來一個期盼已久的新中國的時候，那種當家做主、開天辟地的喜悅就自然成為新中國初期電影共同的基調。

第一部新中國電影

1949年4月，東北電影制片廠攝制完成了故事片《橋》，這是新中國第一步故事片。影片于1949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公映，引起了各界觀眾的強烈反響，被稱為“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奇跡”、“一個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

影片講述的是1947年冬，東北某鐵路工廠為支援解放戰爭，接受了搶修松花江鐵橋的任務。開始，總工程師看不到群眾的力量，對完成任務持懷疑態度。有的工人群眾也存在雇傭思想。在這種情況下，廠長主動深人工區，深入群眾，啟發動員大家為修復大橋出謀獻策，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為制造修復鐵橋需要的橋座和鉚釘，他們先修復了煉鋼爐；第一次煉鋼失敗受挫，工人梁日升又想出了用耐火磚代替白云石的辦法，并獲成功。此后，工人們也克服一系列困難，造出了橋座和鉚釘。為按時完成修復鐵橋的任務，鐵路工廠的工人們群策群力，響應上級號召，投身修橋工作，終于在松花江解凍之前，將大橋修復。

《橋》海報

《橋》是東北電影制片廠攝制的第一部長故事片，也是新中國電影的奠基之作。它在中國電影史上占有不尋常的位置，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該片的首創意義在于第一次在銀幕上正面描寫了中國工人階級為締造新中國而進行的勞動和斗爭，塑造了新中國主人公的嶄新形象。劇中人物梁日升和老侯頭大公無私、勇于創造，具有新時代工人階級的特點。該片藝術上追求在平易中見真實、于樸素中顯親切的創作風格。刻畫人物、表現生活多用白描式的手法。

這種樸素的具有紀錄風格的創作方法，開啟了新中國電影質樸自然、接近生活的創作新風。對于新中國初期的電影創作產生了一定影響。

“工農兵電影”與“寫重大題材”

在這時期，“工農兵電影”和“寫重大歷史題材”是新中國電影的旗幟。

“工農兵電影”的口號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呼應，將為工農兵服務理解為電影表現工農兵，排斥反映工農兵以外的題材，甚至對工農兵生活的范圍加以限定，僅止于生產勞動和戰斗過程，并且用它來限制包括私營電影業在內的電影創作題材和范圍。于是，中國革命所依賴的主要階級力量工農兵，成為了新中國電影毋庸置疑的“主人翁”，他們不僅是推動社會歷史前進的動力，而且成為歷史銀幕的主角。

“寫重大題材”的口號是在電影指導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的。當時，受到蘇聯戰爭電影的影響，電影管理者要求電影追求“史詩性”，甚至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強制創作者去寫“重大題材”。如反映抗美援朝的題材，要求必須具有史詩規模，規定影片中要出現中朝兩國最高領導人和最高將領，并且要表現中朝人民的友誼，中朝軍隊的團結，以及戰爭的戰略思想等等。反映土改的電影，也要求全面反映土改中各階層人物的態度和土改政策的各個方面，成為指導土改工作的教科書。

紅色電影的雛形

新中國電影初期故事片的產量不多，主要其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敘述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為背景的“過去”故事，如《南征北戰》（1952）、《智取華山》（1953）、《雞毛信》（1954）、《渡江偵察記》（1954）等；二是表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新人”、“新生活”的故事。中國第一部彩色舞臺藝術片《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出現則表明中國新文化與古代民間文化的繼承關系。人民性成為一種共享的標志。

《中華女兒》是新中國最早表現革命戰爭的影片。影片通過東北抗日聯軍“八女投江”的故事，以紀實的手法和散文風格，塑造了女英雄群像。其中胡秀芝的塑造比較突出。胡秀芝的丈夫被日本軍人燒死，她自愿參加抗日聯軍，從一個封建的媳婦變成一位抗聯女戰士。在最后的戰斗中，她和其他的女戰士一起，牽制住上千的敵人，保衛了大部隊。當敵人逼近時，她們簇擁著指導員的尸體，向著滾滾的大江奔去，直指被江水吞沒。這一從苦難的勞動婦女長成為人民英雄的敘事模式，也是后來新中國電影共同的敘事方法。

應當說，這一時期的電影創作初步形成了自己新的風格：簡單、樸素、熱情、充滿時代氣息。藝術家們以一種真誠飽滿的熱情，發現和表現工農兵的精神生活，表達自己對于理想的信任。所以，這時起的電影，充滿了一種來自時代的“真情實感”。這種樸實的對待新生活的情感是以后任何時期的影片都無法比擬的。當后來人們借助更加成熟的電影技術和電影藝術來重拍《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以及后來的《鐵道游擊隊》、《平原槍聲》的時候，都遠遠不能達到當時那些黑白影片的魅力。這種魅力是屬于那個特定的時代的。

國際社會主義電影的組成部分

當時，社會上形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對立的陣營，這種對立既是政治的、軍事的，同時也是文化的、電影的。

從1950年起，新中國電影參加了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辦的主要由社會主義國家參加的卡羅維·發利國際電影節，先后有8部初期的故事片及其創作者獲獎。其中，《中華兒女》獲爭取自由斗爭獎，《趙一曼》主演石聯星或演員獎（1950年第五屆）；《鋼鐵戰士》獲和平獎，《白毛女》獲特別榮譽獎，《新兒女英雄傳》導演史東山獲導演獎（1951年第六屆）；《內蒙人民的勝利》編劇王震之獲編劇獎，《翠崗紅旗》的攝影師馮四知獲攝影獎（1952年第七屆）。

這些影片還多次被送往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親華的國家放映。甚至在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新中國電影也受到具有左翼傾向的民眾的喜愛。在一次英國全國青年聯歡節上放映中國影片時，雖然沒有翻譯，千百名青年仍然冒雨在帳篷里站著觀看《白毛女》等影片。這些影片證明，新中國電影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主義電影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電影評論家鐘惦棐所說，這一時期是新中國電影“光彩奪目的片頭”。

編輯：鄧京荊 肖冠男 來源：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