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30日報道： 余秋雨再次身陷輿論的漩渦中。

這位中國暢銷的作家成為新聞頭條，本不是一件稀罕事。只是這次情況不同，他出現在經濟新聞的報道之中。

八年前，余秋雨投資的徐家匯商城，即將登陸深圳創業版。當此公司公開上市后，余彼時投資的240萬元人民幣將至少價值6000萬元。

就在前不久，著名導演馮小剛持華誼兄弟288萬股后，成為中國最富的電影導演，身家為8210萬元。

這種故事背后的寓意仿佛是“讓你的錢為你工作”。富有創造力的人可以獲得名望；財富卻只降臨在具有經濟頭腦的人身上。

不過，余秋雨絕非地一個涉足商業的文化名人。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小說家張賢亮就在中國西北大舉投資電影主題公園，成為當時一大爆炸新聞。與余秋雨不同，張賢亮投資實業并參與管理。

張是第一批下海的作家和藝術家。這也引發了社會對藝術家的誠實正直的大討論。

從此，一名藝術家不需以貧困來贏得信譽。然而，如同所有的行業一樣，創造性團體也采用了相同的商業成功定則：你越有錢，地位就越高。

以此為標準，余秋雨并未給其他文人“困難戶”另辟蹊徑，創造出一條致富之路。而且，他也沒有為了董事會，放棄自己的研究領域，辭去電視名人等職位。他的現狀就像買對了股票或者中了彩票而已。

然而，余秋雨卻招致了各方的批評。首先，人們質疑他是如何購得股票的。網絡上，一位網友發帖道：“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合謀使得銅臭味襲入文化圈。這是中華文化最大的悲哀。”

還有一個原因，余秋雨是中國當代最負爭議的作家。

去年，我為某出版社編輯一本散文評論集。結果發現，余的新聞和爭議最多。而且，此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對于這樣一名的公眾人物，余卻幾乎完全為國際媒體所忽視。

他，很難用一個標簽來界定。

他，是一個謎，受到了幾代人的追捧。

他，既讓人羨慕，也讓人憎惡。

無論如何，于文化研究而言，他是值得研究的對象。

去年，四川地震后，余秋雨勸說幸存者不要走上街頭，發泄不滿。他說，如果他們這樣做，只會鼓勵外國媒體的不良意圖。此舉引發了公憤，一些人稱他為“走狗”。余回應，自己說的是良心話。

事實上，我相信他所說的話。他的同情態度只是與一些人不同。比如，艾未未要為地震中逝去的孩子編寫一個名冊。

余不是政府發言人。他不隸屬于任何國家政府或者行政單位。他沒有行政頭銜或者領取俸祿；對此，他引以為傲。其行為不是基于官方立場，而是源自自己的筆和口。

余秋雨最后一個行政職務是上海戲劇學院院長。1992年，他辭職成為一名自由作家。此前，他出版了一系列關于文學的學術著作。

上研究生時，我讀的他第一本書——戲劇理論史——寫得很好。他能夠說明白晦澀難解的理論，其散文風格也潛藏其中。在我看來，他是中國的“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英國文學史上重要的詩人、散文家、傳記家和健談家）。

直到1992年，余秋雨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中國的讀書人才聞得其名。這是他踏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尋找中華文明之魂”而成就的“碩果”。

毫不夸張地說，余革新了中國的散文。在此之前，小說、散文和學術的寫作風格涇渭分明，互不相干。在中國文學史上，散文是用于記錄你品茗時的感觸。當余秋雨描寫風景時，他采取宏大敘事風格，連接現實和過往，震撼了讀者的心。《文化苦旅》，是一本有關歷史的游記，亦是一堂個人色彩濃厚的歷史課。

隨著余秋雨的書不斷地成為暢銷書，批評者開始出現，指責他的散文詞藻華麗，無視歷史事實。那時，還有人痛斥他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加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寫作組。

余對各方批評，習慣性地不予回應。在此過程中，他塑造了傲慢和正義的自我形象。他沒有幽默感，不跟潮流。反之，他可以追溯歷史尋找靈感。無論世人喜歡與否，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特點。他所奉行的是中國過去的價值觀。

余的經濟狀況很好，并非是一種巧合。整個中國都在重新發掘中國歷史的宏偉和輝煌之處：古裝劇獲得高收視率，歷史題材小說熱賣。余的幾千萬名粉絲——也許更多——認為他完美地結合了真與美。然而，還有人認為他是虛偽的象征。

余具有權威地位，并非因為他是官方的任命者，而是因為他從奠定了中國基石的文化淵源中提煉精華。正因如此，他既贏得歡呼，也遭遇噓聲。我不認為，余是一個矛盾的人。相反，他是一塊人們對權威態度的試金石。

在一個前10名暢銷書排行榜，余的書就占了四個。他沒有英國作家JK Rowling(著名系列小說《哈利·波特》的作者)。但是，長期以來，他都是中國收入最高的作家。只是將余的資產數字在財富標尺上移動一點兒，不會給他的生活質量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只會讓他的批評者更有理由表達他們對其權威地位，及其拿歷史說事此種行為的不滿。（中國日報專欄作家 周黎明 編輯 裴培）

文化的價值兌現

余秋雨，這位富有爭議的作家已被證實是一名精明的投資者。但是，他的成功使他成為人們對權威態度的“試金石”。

英文《中國日報》10月30日報道： 余秋雨再次身陷輿論的漩渦中。

這位中國暢銷的作家成為新聞頭條，本不是一件稀罕事。只是這次情況不同，他出現在經濟新聞的報道之中。

八年前，余秋雨投資的徐家匯商城，即將登陸深圳創業版。當此公司公開上市后，余彼時投資的240萬元人民幣將至少價值6000萬元。

就在前不久，著名導演馮小剛持華誼兄弟288萬股后，成為中國最富的電影導演，身家為8210萬元。

這種故事背后的寓意仿佛是“讓你的錢為你工作”。富有創造力的人可以獲得名望；財富卻只降臨在具有經濟頭腦的人身上。

不過，余秋雨絕非地一個涉足商業的文化名人。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小說家張賢亮就在中國西北大舉投資電影主題公園，成為當時一大爆炸新聞。與余秋雨不同，張賢亮投資實業并參與管理。

張是第一批下海的作家和藝術家。這也引發了社會對藝術家的誠實正直的大討論。

從此，一名藝術家不需以貧困來贏得信譽。然而，如同所有的行業一樣，創造性團體也采用了相同的商業成功定則：你越有錢，地位就越高。

以此為標準，余秋雨并未給其他文人“困難戶”另辟蹊徑，創造出一條致富之路。而且，他也沒有為了董事會，放棄自己的研究領域，辭去電視名人等職位。他的現狀就像買對了股票或者中了彩票而已。

然而，余秋雨卻招致了各方的批評。首先，人們質疑他是如何購得股票的。網絡上，一位網友發帖道：“短期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合謀使得銅臭味襲入文化圈。這是中華文化最大的悲哀。”

還有一個原因，余秋雨是中國當代最負爭議的作家。

去年，我為某出版社編輯一本散文評論集。結果發現，余的新聞和爭議最多。而且，此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很多年。

對于這樣一名的公眾人物，余卻幾乎完全為國際媒體所忽視。

他，很難用一個標簽來界定。

他，是一個謎，受到了幾代人的追捧。

他，既讓人羨慕，也讓人憎惡。

無論如何，于文化研究而言，他是值得研究的對象。

去年，四川地震后，余秋雨勸說幸存者不要走上街頭，發泄不滿。他說，如果他們這樣做，只會鼓勵外國媒體的不良意圖。此舉引發了公憤，一些人稱他為“走狗”。余回應，自己說的是良心話。

事實上，我相信他所說的話。他的同情態度只是與一些人不同。比如，艾未未要為地震中逝去的孩子編寫一個名冊。

余不是政府發言人。他不隸屬于任何國家政府或者行政單位。他沒有行政頭銜或者領取俸祿；對此，他引以為傲。其行為不是基于官方立場，而是源自自己的筆和口。

余秋雨最后一個行政職務是上海戲劇學院院長。1992年，他辭職成為一名自由作家。此前，他出版了一系列關于文學的學術著作。

上研究生時，我讀的他第一本書——戲劇理論史——寫得很好。他能夠說明白晦澀難解的理論，其散文風格也潛藏其中。在我看來，他是中國的“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英國文學史上重要的詩人、散文家、傳記家和健談家）。

直到1992年，余秋雨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散文集——《文化苦旅》，中國的讀書人才聞得其名。這是他踏遍中國的大江南北“尋找中華文明之魂”而成就的“碩果”。

毫不夸張地說，余革新了中國的散文。在此之前，小說、散文和學術的寫作風格涇渭分明，互不相干。在中國文學史上，散文是用于記錄你品茗時的感觸。當余秋雨描寫風景時，他采取宏大敘事風格，連接現實和過往，震撼了讀者的心。《文化苦旅》，是一本有關歷史的游記，亦是一堂個人色彩濃厚的歷史課。

隨著余秋雨的書不斷地成為暢銷書，批評者開始出現，指責他的散文詞藻華麗，無視歷史事實。那時，還有人痛斥他于文化大革命后期加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寫作組。

余對各方批評，習慣性地不予回應。在此過程中，他塑造了傲慢和正義的自我形象。他沒有幽默感，不跟潮流。反之，他可以追溯歷史尋找靈感。無論世人喜歡與否，他體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的特點。他所奉行的是中國過去的價值觀。

余的經濟狀況很好，并非是一種巧合。整個中國都在重新發掘中國歷史的宏偉和輝煌之處：古裝劇獲得高收視率，歷史題材小說熱賣。余的幾千萬名粉絲——也許更多——認為他完美地結合了真與美。然而，還有人認為他是虛偽的象征。

余具有權威地位，并非因為他是官方的任命者，而是因為他從奠定了中國基石的文化淵源中提煉精華。正因如此，他既贏得歡呼，也遭遇噓聲。我不認為，余是一個矛盾的人。相反，他是一塊人們對權威態度的試金石。

在一個前10名暢銷書排行榜，余的書就占了四個。他沒有英國作家JK Rowling(著名系列小說《哈利·波特》的作者)。但是，長期以來，他都是中國收入最高的作家。只是將余的資產數字在財富標尺上移動一點兒，不會給他的生活質量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只會讓他的批評者更有理由表達他們對其權威地位，及其拿歷史說事此種行為的不滿。（中國日報專欄作家   周黎明     編輯   裴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