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曾經有個著名的比喻，就是把華盛頓稱為“兼具北方的魅力和南方的效率”的城市。筆者作為一位從華盛頓還是一個小規模沉靜的首都時便生活在那里的人，發現近期中國接連發生的產品安全和質量問題與美國過去的經歷有著驚人的歷史相似之處。從藥品、飲用水到汽車零部件，都引起人們對產品安全可靠性的擔憂。就像把33 1/3轉的唱片放在78轉的留聲機里一樣，當轉速變了，音樂會有些走調。但如果你仔細聽，還是能依稀辨認出音調來的，甚至能聽出大部分歌詞來。

毫無疑問，產品的安全和可靠性都是很嚴肅的事情。我和我的夫人現在對于從哪買牙膏和止疼藥都很小心；我們會想瓶裝里的水是從哪里來的；我們在吃包子和其他喜愛的食品前也會再三考慮。一想到正在呼吸的空氣，我們就會不寒而栗；我們不知道中國如何讓河流免遭經濟迅猛發展帶來的污染惡果。但是今天中國發生的一切并不是沒有先例，別的國家—包括美國—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這些只不過是一個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體，在變革為更具規范和國際競爭力的經濟體之前必然會發出的痛苦呻吟。

大多數發生在中國的產品安全和質量問題都是由一些并沒惡意的人們造成的。他們無非是想在一個競爭激烈但是缺乏規范的市場里做好自己的事情，而在這樣的市場里，大家關心的只是直接成本。在很多行業，飛速的經濟發展把中國變成全球競爭最激烈的戰場：工廠為打敗競爭對手獲得訂單或者市場份額，把利潤擠壓到最薄的程度，同時又把成本降到盡可能低的地步。如果有既便宜又看上去差別不大的原料，他們就會拿來代替優質原料。對于像清潔的空氣和水這些對企業沒有直接關系的因素，若沒有有效的監管干預，是不會有成本發生的，且不會從產品的價格上體現出來。即使是中國最負責任的、一心想生產出高質量產品的工業，也經常不得不面臨兩難的選擇：要么賠錢，要么丟掉市場份額，還有可能同時失去兩者。在這樣進退兩難的處境中，那些屈于壓力并以犧牲質量來保住價格競爭力的公司最終發現自己不是引起國內越來越強烈的不滿，就是因其產品的質量和安全問題而被國外監管者拒絕于大門之外。

這是不是聽起來有點耳熟啊？的確如此。讓我們回顧一下厄普頓·辛克萊的事件吧。想想紐約的制裝業的血汗工廠，還有那些在新英格蘭紡織廠里的打工的童工吧。還記得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的成立起因嗎，再近一點，還有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的成立緣由。拉夫·奈德（Ralph Nader）曾經是個理想化的消費者權益倡導者,后來卻成為公眾唾棄的美國總統候選人……這件事離現在大概也就不到40年的時間。

中國現在正在認真地進行激烈的自我反省和批評。當中國在打理好自己的后院，準備面對國際市場的時候，我們應期待有什么變化？

過去是未來發展的序幕。雖然我們兩國之間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很多差異，但中國的市場經濟目前所面臨的挑戰與我們過去的經歷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區別—尤其在國人的期待和國際競爭方面。倘若中國現在做的非常規范，中央政府有相當大的權限和影響力的話，我們反到會感到吃驚。美國在二戰后曾有有過相同的經歷，如今歐盟正在經歷這一過程，而同樣的事情也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中國公司會讓這一切發生。

消費者的期望和需求正漸漸開始對產品質量和安全產生影響。真正特別重大的腐敗案和官員瀆職行為可能會帶來非常直觀的處罰結果，但其產生的防范作用有限。

中國監管環境要想出現大的改觀，取決于以下兩個更重要的因素。第一，優秀的中國公司聯合起來一道呼吁政府提供更完善和更有效的管理措施，我們這里指的是那些面對西方客戶并抱有將產品和品牌推向國際市場雄心的中國公司。一些西方的公司也會加入到它們的行列中，這些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管理人員也會像我跟我的夫人一樣，擔心自己使用的產品原料是否會有質量問題。畢竟這些外國公司會受到自己本國的監管者和消費者的監督。志同道合的中外公司都希望而且迫切需要一個公平的競爭平臺，在這樣的平臺上，那些單靠價格取勝的競爭者會被罰出場外。

第二，中央政府將進一步制定操作性強的法規……而且在實際中一定會被執行的法規。相信我吧：中國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讓國際市場決定自己人民和公司的命運。不管中國以多么史無前例的速度成為市場經濟，它仍然還是一個計劃經濟指導下的市場經濟，而且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中國將推出更加統一和執行力度更加強的法規措施。

這些變化對于中國中央政府的規模和格局來說意味著什么？就像在美國新政時期，或者更為明顯的1960-1980年代的聯邦政府一樣，中國的中央政府會變得更強大，中央政府在監管方面對省級政府的影響力會變得更大，它會發現，通過財政措施進行統一的監管要比執行死刑和牢獄等手段來的更人性化，也會更容易得到響應和服從。像中國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這樣的官員就會有更多的手段對省一級的地方采取更精準的管理辦法，并保證法規得到貫徹執行。

中國的公司，還有在中國開展業務的跨國公司現在面臨著兩大挑戰。他們需要有效的管理和溝通，才能從一系列危機中突圍出去。這些危機包括產品安全，公共衛生，環境質量，雇主勞動行為以及一些公共關心的問題。這些問題才剛剛出現，而且挑戰很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至少在北京奧運會前后是這樣。同時，他們需要快速了解如何幫助政府確立監管措施新的方向；如何讓政府官員明白哪些法規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以及如何在政策監管和投資方面做出戰略選擇—這樣的抉擇要么能讓企業快速適應并發展壯大起來，要么使他們快速走向毀滅。

所有這一切都讓我這位身在北京的華盛頓律師感到如此親切。

（作者：Eliot Cutler 康艾黎是國際律師事務所—艾金·崗波的資深合伙人及駐北京首席代表。他是前美國白宮管理及預算辦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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