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手拉小手

2011年對于紅楓婦女心理咨詢中心是苦澀又甜蜜的一年。壞消息是重要的資金來源 - 福特基金會停止了對他們的支持。也有意外的驚喜：本來申請時沒抱太大希望的政府購買項目獲得了成功，婦女心理咨詢熱線以及流動兒童與父母情感溝通的項目各獲得了10萬元的注入。

雖然20萬僅僅占到紅楓一年支出的九分之一，但項目能被政府購買成功還是讓他們欣喜不已。對于一家成立了24年、至今沒有獲得民辦非企業單位注冊的機構來講，除了資金上的支持，這更意味著官方對他們工作的肯定。

“3月份遞的申請，幾個月都沒消息，我們已經不抱什么希望了。結果10分月通知我們兩個項目中標了，11月份錢就到賬了。”項目主管吳群芳現在回憶起來還是不免興奮。

NGO欣喜這種轉變的同時，政府也實實在在的感受到了購買公共服務帶來的實惠。

“現實情況是很多具體的服務政府根本沒有那么多人力去做，也沒有社會組織的專業技能和經驗。像為孤寡老人聯誼啊、給打工子弟學校的孩子上音體美副科課啊這些項目，花的錢不多，但是可以解決很多實際的問題。” 北京市社會工作建設辦公室的王想平說。去年，北京市社工委用北京市的財政支出共向社會組織購買了363個項目，紅楓的兩個也包含在內。

上世紀80年開始在發達國家興起的公共服務外包最近幾年在中國也流行開來。最早的案例可以追溯到上世紀末的上海，而最近五年則有了迅速的發展，這一模式在深圳、北京、重慶、長沙等各地都取得了很好的實踐效果。

“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在3月19日舉行的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也對這一發展趨勢給予了肯定。

有了去年成功的經驗，紅楓今年再次申請了這兩個項目，這一次吳群芳信心足了很多，她相信以20多年的經驗和服務的專業性，通過項目評估不成問題。

不過“身份問題”還是困擾著吳群芳。根據現行的雙重管理體制，社會組織到民政部門登記之前，還要找一個業務主管單位做“婆婆”。雖然北京已經出臺過放寬登記的規定，紅楓去年年初交上去申請始終沒有回音。

沒有非營利組織的注冊身份，紅楓依然是工商注冊的有限責任公司，沒有免稅資格。按理說也沒有資格取得政府的購買項目的資格。但由于紅楓多年工作積累的口碑和信譽，樞紐型組織首都公益組織慈善聯合會為紅楓做了擔保，才讓他們規避了身份的限制。

但這樣的案例畢竟是少數。很多草根組織沒有身份，連申請的敲門磚都沒有。北京慧靈智障人士恢復中心便是其中之一。這家成立了12年的機構前后申請注冊將近80次，始終未能通過。

在這過程中，他們也曾獲得過殘聯的資金支持。那是在2010年，8萬塊是他們從政府那獲得的第一筆資助，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筆。“當時殘聯的理事長齊靜很有愛心，非常支持我們的工作，不過后來她調走了，慧靈也就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支持了。”創始人孟維娜說。

讓孟維娜感到欣慰的是，除了北京慧靈和重慶萬州慧靈之外，全國其他九家慧靈都已取得民非注冊。其中半數組織都已經加入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的項目，一些地方的政府支持已經達到資金來源的三分之一以上，采用社區化服務模式的慧靈受到了很多地方殘聯的認可。

但也不是沒有問題。比如有的地方雖然支持力度很大，但卻把各類的殘疾人包括智障人群包含在一起中心里進行服務。“其實這在我們看來并不是特別科學，沒有考慮到不同服務人群的特殊需要。所以還是有很多妥協，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孟維娜說。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省去年11月已經確定，從今年7月1日起，除了特別規定和特殊領域，廣東省內成立社會組織，不用找業務主管部門，并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今后，廣東各級政府可購買社會組織的服務，被視為登記模式改革的一個重大突破。

民政部部長李立國也對這一改革給予了肯定。“廣東的做法，與中央明確的、我們修改行政法規要落實的社會管理新體制是一樣的。廣東勇于探索，先走一步，精神可嘉，經驗寶貴。廣東能做到的，全國各地也應當能做到。”李立國曾公開表示。

“過去我們總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看非政府組織，覺得是對政府的威脅和挑戰，是不穩定因素，對于它提供社會服務的這一塊忽略了。” 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前民政部司長王振耀說。“現在我還經常和我的老同事、老朋友交流，大家的思路已經轉變過來了。”

在清華NGO研究所所長王名看來，盡管我國政府的公共服務購買在招標、評估、監督等各個環節比起相對成熟的國家還有差距，但過去幾年發展的速度是驚人的，有些實踐也很有開創性。

“人家又二三十年的歷史，我們才幾年。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已經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步子還不小。”王明說。“像上海等地方不僅買服務，還根據需要孵化、培育組織，形成了社會組織的生態鏈，很多做法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

***英文原文全文發表于中國日報 4月20日第一版

（來源：中國日報 唐躍 編輯：孫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