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亞龍的律師金曉光今天（4月25日）中午向丹東市中級人民法院遞交了“謝亞龍遭刑訊逼供的證據線索”，包括文字材料、電子文本材料。他希望法院不要草率宣判。與此同時，另一位足管中心原主任南勇正在450公里之外的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庭審，這位謝亞龍的繼任者也難免成為階下囚。

1997年由國家體委人事司進入中國足協擔任專職副主席，至2010年1月被司法部門涉嫌受賄罪批捕，南勇在足管中心總共在位13年，這13年，中國足球的衰敗痕跡極為明顯。

然而，在這次反賭掃黑“收網”的庭審臨近尾聲時，球迷仍然不得不面對一個尷尬的現實，假賭黑貪之亂并未因審判而結束，相反在法庭之外的足球圈中，大量違紀事實擺在球迷眼前，卻不見中國足協的“雷霆動作”。

黑幕縮影借庭審展現

“南勇受到17項指控，其中10項與俱樂部有關，但南勇同時有國家工作人員和非國家工作人員雙重身份，完全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指控南勇是不妥的。”南勇的代理律師孫曉洋今晚告訴記者，“一部分指控本身不成立，還有一部分指控缺乏證據支持。比如中央電視臺播出過的沈陽海獅曾送南勇40萬元，但今天公訴方只提出了這一指控，卻沒有出示相關證據。”孫曉洋還提到，另有一項與山東魯能俱樂部相關的指控，律師與公訴方拿到的證據截然相反。

公訴機關對南勇的17項指控，包括1998年至2009年南勇利用職務便利，承諾為俱樂部和他人謀取利益，先后收受多家足球俱樂部和個人的人民幣現金以及手表、消費卡等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489962元。

無論律師關于“缺乏證據”的辯護意見能否被法庭認可，身為足管中心高官的南勇收受他人財物，縱容假球黑哨甚至有意識地鼓勵假球黑哨的發展，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法律就是這樣，沒有證據的事情就等于沒發生過。但從1996年聯賽圈開始盛行‘打點’的風氣后，這種事大家都司空見慣了，幾乎每輪聯賽都有關系球。2000年一家甲A俱樂部一年的公關費大約是200萬元，這還是稍微窮一點的私人俱樂部。”一位一直在網絡上關注南勇庭審的某中超俱樂部官員今晚告訴記者，“從錢數上看，可能一個人受賄100多萬元不算太多，但是這種事情把足球的風氣完全帶壞了。”

足壇反腐系列庭審是中國足球所有黑幕的最佳縮影——以金錢疏通關系，以關系謀取利益。當楊一民、南勇等足管中心高層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時，中國足協的形象、辦事效率以及行業約束力自然無法令人信服。

足協面對窘境無能為力

2009年，因王珀賭球而引發司法機關在中國足壇開始“反賭掃黑”后，過去10余年屢因“沒有證據”而逍遙法外的假球黑哨真面目得以呈現在球迷面前。而廣州廣藥和成都謝菲聯兩家俱樂部在第一批降級處理后短短1年就改頭換面，其中廣藥被恒大集團收購后，不僅在降級年橫掃中甲重返中超，如今更是中超球隊征戰亞冠賽場的表率力量。

因此，除涉案人員之外，中國足球盤根錯節的內幕仍然無比復雜，更有不少曾涉嫌違法犯罪的球員、教練、經紀人、官員、俱樂部經營者及相關人員逍遙法外，并大有可能借這次聲勢浩大的審判結束而“洗白”自身。

如何依據行規處理涉案人員，如今已是擺在足管中心和中國足協面前的難題，但足管中心自身正因“管辦分離”和“人事變動”而忙得不可開交。

2009年年底，足管中心多名領導及中層干部在“反賭掃黑”中成為涉案人員，足管中心不得不進行大量人事變動。除林曉華先期調入足管中心，韋迪和于洪臣先后于2010年年初由水上運動管理中心入主足管中心。同年4月初，楊新利、戚軍、曹景偉、郭濤、孫哲東5人受國家體育總局指派前往足管中心掛職，分別成為5個職能部門負責人。

“當初他們來時說是掛職1年，然后再雙向選擇，但足球這攤子太復雜，1年時間他們什么都干不了。所以，就一直拖到現在。”足管中心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次反賭掃黑不結案的話，我們內部機構調整還是沒辦法進行，因為不知道會不會有什么新情況出現。現在庭審快結束了，我們今年的內部競聘也快開始了。”

就在此次庭審前1周，足管中心主任韋迪在員工會上通報，綜合部主任郭濤、青社部主任孫哲東兩人返回原單位，只有國管部主任曹景偉、技術部主任楊新利和競賽部主任戚軍正式調入足管中心。

由此可見，兩年內中國足球仍然無法擺脫落后體制的束縛。盡管先后進入足管中心的掛職干部絞盡腦汁，中國足球卻毫無起色，各級國字號球隊節節敗退，建立合理青訓體制的規劃也遇到層層阻力，中超賽場更是頻現暴力事件，諸多賽區安保工作漏洞百出，客隊球迷被打新聞屢見不鮮。

行業自治才是“治本”根基

“如果中國足協的行規能夠早一步對足球界的混亂現象有所約束，完全可以杜絕很多違法犯罪行為的產生。”體育社會學家金汕告訴記者。在記者采訪過程中，金汕的這一說法得到大部分涉案人員代理律師以及體育法學專家的認同。

“我曾經提到過，不看好這種轟轟烈烈運動式的打假掃黑，因為中國足球的良性發展，需要制度方面的根本改變，而不是簡單懲處犯罪。”首都體育學院體育法專家韓勇說，“從中國足球的層面來看，體育組織的自我治理比司法介入更切合實際。如果只靠司法制度來維護足壇的公正和清白，那還是一個惡性循環。”

盡管最近兩年體育法學專家對于中國足協加強行業治理的呼聲越發高漲，但中國足協這一民間組織必須依附于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而存在的尷尬現實，卻使得足協行規的制訂與執行，往往流于表面，無法有效約束各級從業者。

2009年3月，新一屆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成立已經是個進步。盡管某些判罰還存在爭議，但新一屆足協紀律委員會改變了以往由足協內部人員組成的特點，11名委員中9人為社會法律界人士，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外界認可。

“絕大多數的爭議與質疑不是中國足協紀律委員會所能承受的，也不該由他們承受。紀律委員會已經在現有體制下作出了很大努力，解決這些爭端的根本方法，要靠中國足協自身各項規章制度的完善。”中國政法大學體育法研究中心教授張笑世說。

持續兩年的中國足球“反賭掃黑”系列案件已近尾聲，無論謝亞龍、南勇、李冬生等人將受到何種法律制裁，都無法改變中國足球全面落后的現狀。更多針對個人的“審”和“判”，也無法為中國足球提供一條良性發展道路。只有這次審判促成所有足球從業者提高法律意識，促進足管中心和中國足協加強行業內部制度建設，這次中國足壇反賭掃黑風暴才算體現了真正的價值。

來源：中國青年報（記者 郭劍） 編輯：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