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2日，審判正式開始。正如國際象棋比賽中兩軍對壘常見的見招拆招，針對本案的每一種假設都可能被另一種完全相反的假設推翻，每一項證據，似乎都能同時支持兩種相互排斥的推斷。庭審中，一張國際象棋比賽對弈表，成為了控辯雙方爭論的關鍵物證。

　　原來，早在幾個月前的11月6號，比蒂就把這次錦標賽的對弈表貼在了俱樂部門口的布告欄上，上面詳細列出了參賽會員的配對情況和每輪比賽的具體日期。也就是說，任何人都能從上面得知華萊士的比賽安排。華萊士的辯護律師羅蘭德-奧利弗（Roland Oliver）在辯護中拿出了一張布告欄的照片，上面就清晰顯示出華萊士將于1月19號來此參加他的第四輪比賽，檢方“只有華萊士自己知道他是否會去那個俱樂部”的論斷不攻自破。

　　但檢方并不示弱，他同樣從這張對弈表上捕捉到另一個細節：按照比賽日程安排，華萊士也應該在11月24號和12月5號這兩天參賽，但是他并未出現——對弈表上面的結果記錄顯示華萊士參加了11月10號與Lampill的比賽并獲得了勝利：他的序號“6”后面標記了代表勝利（Win）的“W”，而11月24號和12月5號的序號“6”后面卻沒有標記。也就是說，自打首輪比賽過后，華萊士就再也沒有現過面。

　　因此，即使幕后殺手Qualtrough真的存在，并且通過對弈表了解到華萊士的行蹤，他還是無法保證后者會在兩次缺席預訂賽程之后，又于1月19號突然回歸，順利收到他的“口訊”。

　　此外，辯方又在庭審中指出，從犯罪現場的勘測狀況看來，襲擊茱莉亞的兇手全身將不可避免地沾滿鮮血，但經過檢測，華萊士在謀殺發生的當晚穿的衣服并未沾染上任何血跡。但警方根據現場發現的一件橡膠雨衣，又提出了新的假設：如果華萊士就是真兇，他很可能在作案時就裸身穿著雨衣，以防衣物沾上血污。檢測報告同時表明，房間的浴室和下水道既未被使用，也沒有發現血跡。但馬桶里有一點兒凝結的血塊，來源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