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7日,巴黎上千名中國留學生自發組織保護北京奧運圣火。這場全球行動很大程度上令國際社會重新認識中國。

3月16日,紐約時報廣場南端的8塊大屏幕播放大型新編史詩京劇《赤壁》,將京劇藝術近距離呈現在紐約市民面前。（《南方周末》資料圖）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那些在海外工作、學習和生活的中國人，無論他們現在的國籍是哪里，無論他們從事著何種職業，無論他們身處哪個大洲，他們每時每刻都以自己的黃皮膚感受著獨特的溫度。

事實上，他們感受到的溫度，就是世界對“中國”這兩個字的溫度。

1949-1979：“你們好像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

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收到了大量來自美國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國代表團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說“中國很大很可愛”；還有人在信封里夾帶幾十美元，說“知道你們比較窮，所以送你們一些錢，希望你們過個愉快的周末吧”。

資深外交家吳建民說：“春江水暖鴨先知，外交官就是鴨子，對國家地位是最敏感的。”上世紀60年代初，二十出頭的吳建民剛剛開始自己的外交生涯。這位后來的中國駐法大使，第一次申請赴法簽證時被拒簽了。

甚至，他作為中國代表前往塞內加爾參加“西非學生總會代表大會”時，也被扣留在塞內加爾的首都達喀爾長達48小時，最后被遣返。“他們認為我們是來煽動造反的，是危險分子。”吳建民對本報記者說。

彼時，中蘇關系全面惡化，新中國同時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和蘇聯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冷遇。直到“亞非拉第三世界弟兄”令1971年的第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后，“世界”才終于開始敞開面對“中國”這兩個字。

勝利的喜悅提前了一年——秘密訪華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和毛澤東會面時原本“樂觀”估計，要到1972年的27屆聯大才能完成這項任務。

于是，三十余人的中國代表團匆忙組建，在一個月內就飛往紐約。

前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參贊吳妙發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他們抵達紐約后，所住賓館的服務員對他們說：“你們好像是從另外一個星球來的，但你們看起來都很善良。”“那時的美國人只知道中國有孔子，有古董，飲食不錯，有人的印象還停留在女人纏小腳、男人穿馬褂上。”吳妙發說，“但他們還知道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文化大革命讓父子成仇、教授自殺。”

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會議上批“美帝”，更批“蘇修”，演講往往非常叫座。工作之余，外交官們在紐約的中央公園散步時，人們總要向這些來自“紅色中國”的人親切問候，“嗨，在紐約過得還愉快嗎？”那幾年，代表團收到了大量來自美國各地的信件，有人“策反”，希望“中國代表團大使投奔自由世界”；也有人說“中國很大很可愛”；還有人在信封里夾帶幾十美元，說：“知道你們比較窮，所以送你們一些錢，希望你們過個愉快的周末吧。”

不過那時，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系日趨冰凍。前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一秘李同成對本報記者說，1975年他在駐蘇聯使館工作時，使館曾經試圖組織一場宴會，向那些為使館服務的“工人階級朋友們”表示感謝，包括暖氣工、水電工等等。

使館準備了六十多人的豐盛食物，但最終，已經接受請柬的客人們無一前來，原因是他們接到了“上面的”命令。“其實我們私下還是挺友好的，不談政治。”李同成說，“當然，也能感覺到，他們覺得我們弄文化大革命簡直是胡來。”

1971年之前，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僅有64個，而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時，建交的國家數達到了119個。

當周成剛坐商務艙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時，已經離開澳大利亞多年的他，還依然會回想起自己當年在悉尼鋸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夠感覺到，自己在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他說。

新東方教育集團副總裁周成剛，1995年剛到澳大利亞留學。有一天他在公園里坐著，一個當地人從身邊走過，踢了他兩腳。“倒是踢得也不重。”盡管這兩腳讓周成剛感到“很不舒服”，但他也“沒有辦法”，“可能是這地方不能坐，咱們觸犯了人家的規矩吧。”

某種程度上，當世界接納了開放的中國后，隱約而至的“沖突”，必然將取代初見時的熱情招呼。“去澳洲的華人越來越多，華人生存能力強，不可避免要搶當地人的工作機會，抬高當地房價，甚至逃稅、打黑工，難免讓當地人有些看法吧……有時候去租房，房東都不給中國人租！因為中國人天天燒菜，會把油煙機熏壞。”

周成剛對記者說。“在改革開放初期，西方世界整體上對中國建設現代化持懷疑態度。”吳建民說，“一九八九年后，蘇東劇變，原先由于共同應付蘇聯而擱置的誤解和偏見就大大爆發了，甚至出現了‘中國經濟崩潰論’，稱中國改革完蛋了。”

1995年來到美國新澤西州Morristown的初二學生任貝貝的經歷，或許能成為“偏見”的注腳。“我的英語老師竟然很嚴肅地問我，是不是在中國吃不飽飯。”她說，“還有歷史老師，他看了我帶來的春晚錄像帶，居然問我說，中國的男人不是應該穿馬褂的嗎？”一位在美國的留學生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她和爸爸一起去看望移民多年的嬸嬸時，嬸嬸居然上街買肯德基招待他們，而且說：“這些不健康的東西我們平時都不吃，就是因為你們來了……”“她總覺得肯定比我們生活得強，聽說中國有什么了都挺吃驚。”這位留學生說。

十幾年后，當周成剛坐商務艙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旅游時，還依然會回想起自己當年在悉尼鋸木板做苦力的日子。“我能夠感覺到，自己在和這個國家一起成長。”他對本報記者說。

很多時候，這種成長意味著忍受偏見，但更多的時候，成長著的，是世界對中國的實力的認知。而正是這種“成長”的感覺，促使許多在國外的中國人，選擇了回到中國。

任貝貝已經加入美國國籍，但她依然辭去了在紐約金融公司的工作，去了中國國際廣播電臺(CRI)，擔任著名節目《摩天輪》的主持人。她記得2006年在華盛頓的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場中國特色的演出，她的在美國長大、只有10歲的表妹在聽完《二泉映月》后拉著任貝貝大喊：“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么美的音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