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在線消息：對于美國每年出臺《中國軍力報告》，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大呼“威脅”，很多國人對此記憶猶新；而在今年出臺的《美軍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中國又成為了華盛頓眼中“處于戰略十字路口”、“最具有與美國進行軍事競爭潛力”的“新興大國”。不少媒體因此解讀說，這是美國散播新的“中國軍事威脅論”，繼續推進以遏制為主的對華戰略的表現。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美國所副所長袁鵬表示，由于中美之間關系錯綜復雜，因此美國在對中國定性的問題上也帶有明顯的復合性：比如兩國在政治上是處于競爭態勢，但在經濟上卻是相互合作；在軍事上雙方各自防范對方，但在反恐和防擴散問題上兩國卻要緊密合作。上述復雜的關系就決定了美國對華戰略框架不是僅僅能用“遏制”一個詞來總結的。

如果要說到美國在9·11襲擊之后對華戰略的變化，具有劃界性質的一個重要事件就是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首次提出對華“stakeholder”（利益攸關方）的概念。在此之后，隨著雙方戰略互動的頻繁，美國已經初步確立了“stakeholder＋hedging”的對華新戰略框架。

就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美國這一對華新戰略一方面希望中國能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美方將接納中國進入其全球戰略體系之中；另一方面，美國也需要通過種種手段，保證中國的發展不會對美國的全球或地區利益構成威脅。通過向硬幣的兩面“hedging”（下注），美國擴大了其對華預防性和限制性戰略的范圍。

在這一戰略框架之下，中美兩國政治關系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首先，兩國元首近年來舉行了多次會晤，使中美戰略關系變得更加穩定；其次，兩國戰略對話正變得更加深入。以2005年12月中美第二輪戰略對話為例，雙方討論的議題已經覆蓋了從“stakeholder”這一概念的內涵，到雙方該如何接受彼此在亞太地區所扮演角色等一系列議題；第三，中美兩軍的交流已經開始恢復正常，這將有利于雙方互信機制的建立；最后，雙方在其他領域內的交流也非常廣泛。

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基金會研究部主任張沱生表示，美國對華戰略這一新變化的背后，體現了美國對自身安全威脅判斷的變化，將更多的重心移到了反恐反擴散，以及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敵人之上，對華壓力勢必因此有所減少；此外，這一變化也是9·11襲擊后中美兩國在反恐反擴散領域，以及防治禽流感等低政治非傳統安全領域內合作加強的表現。

盡管有諸多發展機遇存在，但美國對華新戰略本身仍然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美軍《四年防務評估報告》談到“最具有與美國進行軍事競爭潛力”的國家時，首次將中國排在了俄羅斯之前，這就使中國延續“韜光養晦”政策的困難進一步加大。而且由于美國自身的戰略處境，它對于中國向外部輸出影響力的舉動更加敏感。此前中國和拉美國家的合作活動就被美方視為中國向拉美“輸出勢力”，爭奪“美后院”，這就給中國外交如何走出去提出了新的課題。

此外，中國也不應該忽視中美戰略關系中的不確定，或者說是消極環境因素。首先，在反恐反擴散領域內，中美在單邊先發制人打擊戰略等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其次，美國不顧中國反對，繼續推進對臺軍售，提升美臺軍事關系，互相防范對方的觀念依然存在；最后，作為“hedging”政策的另一面，美國在亞太地區謀求組建美日韓、美日澳三角安保合作關系，維持自身強大核武庫，都有防范中國的意味。對于中國軍事發展的透明性問題，美方更是戒心重重。

想要解決上述問題，就需要雙方展開積極互動，從這點上來看，胡錦濤主席對美國的訪問對于中美長期安全關系，以及中美戰略互信的積極發展都將起到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