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凡：“抗衡中國說”凸現安倍“同盟困境”

　　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和視察陸上自衛隊時稱，日本無法容忍中國試圖通過武力改變現狀，如中國選擇這條道路，就無法和平崛起。日本應在亞太經濟、安全領域發揮領導作用，抗衡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8日對此作出回應:“日方應認真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停止一切挑釁言行。”

　　安倍的“抗衡中國說”，提法雖新，但立意陳舊，只是將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的“自由與繁榮之弧”翻炒了一下。“自由與繁榮之弧”是指從東南亞經由中亞到中歐及東歐，連成一條弧線包圍著歐亞大陸，支持與日本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這一外交方針，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然而，自2006年提出至今，這種冷戰式外交仍在兜售中而未見實效。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首先折射出的是安倍的“同盟困境”。東北亞重要國家中，日本與中國、韓國的雙邊關系處于歷史低點。在東南亞，盡管安倍頻頻出訪，試圖通過參與南海事務遏制中國，但效果不彰。而中國新近提出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戰略，以及“2+7”合作路徑，為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經濟關系的深化和安全事務的理性解決提供了新的前景。這無疑使安倍破除“同盟困境”的目標變得更加遙遠。

　　“抗衡中國說”還反映出安倍的進退失度，凸現的是中日兩國關系的不可共生性。其邏輯點是：中國崛起是非和平性的，中國正在走通過武力改變現狀的道路。這既是對中國和平發展路徑的刻意抹黑，也是對中日關系基礎的公然破壞。對于安倍的立場變化，需要保持高度警惕。這有可能意味著中日海權博弈的進一步升級。

　　不過，可以肯定，安倍關于日本充當亞太經濟和安全事務領導者的訴求，只能落空。一方面，日本對應有的歷史反思的消極態度，限制了其成長為“正常國家”的成長空間；另一方面，日本盡管在“安倍經濟學”刺激下出現了短暫的市場繁榮，但是距離“日本病”的治愈仍然遙遠，中國與日本經濟分量的落差仍在擴大。安倍所尋求的“領導者”地位，無法與現實對接。

　　從“慰安婦是戰時必需”到“抗衡中國”，日本政客的妄言已經使日本付出了從政治形象到戰略互信方面的諸多代價。對于東北亞應有的安全秩序而言，與其聲嘶力竭，不如踏踏實實擴大互信，管控危機。對中日關系而言，這才是真正的負責態度。

（來源：新京報 編輯：黨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