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站環球在線消息：每年的北京論壇都不會缺少杜維明的聲音。2007年他以“人文奧運”為主題的演說提出了令人眼前一亮的視角——希臘文化和儒家文化有截然不同的價值核心，這兩種文化碰撞到一起怎樣在差異中和諧共生。

早在20年前，杜維明就預言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回潮，并開始在中國大陸開展儒學研究和教學。過去的十幾年里他奔走于東西方之間，談經論道，以至于很多人把他視為東方文明與西方世界、儒家文化與現代文明融合的信心符號。

“沒有人要學儒學，你50年后再來吧”

杜維明的人生軌跡一直在東、西方之間轉換。在西方，他要面對的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問題；在東方，則是新舊文化的沖突。

1978年，作為加州柏克利大學歷史系教授，杜維明回大陸作學術交流。這是他9歲隨父母到臺灣后第一次回到大陸，時光流去29年，故土早已是另一番天地。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文化界還沒來得及休養生息，儒學在大陸幾乎成了“絕學”。杜維明呆了一個月，心里漸漸起了念頭：要在大陸為儒學做點事。

此前的十多年中，杜維明一直在美國用英文向西方世界傳播儒家文化。他越來越意識到，儒家文化如果不能在中國大陸發展起來，就不可能在全世界形成氣候。

20世紀80年代，中國致力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積極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理念，整個文化界也處于思想解放的高峰。但那時知識分子更追捧外來的新思想，對儒家文化的研究并不重視。1985年，杜維明在北大開設儒家哲學課，有人卻告訴他：中國正在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人要學這個，你應該50年后再來。

這樣的心態讓杜維明覺得似曾相識。“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但他們是反對男權、父權、君權這些儒家的陰暗面。那時的人們太樂觀了，以為只要拋棄傳統包袱就能重新起步。可是傳統已經滲透到我們的血液里，不是說扔就能扔掉的。這是一個悖論，塑造我們的那些傳統，都不要了，而能夠幫助我們實現民族強盛的那些理念、價值我們還沒找到，這真正是落了空。”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期，大陸的人們對儒學不再有剔骨割肉的痛苦掙扎，因為大家連自己的傳統是什么都忘記了。

然而，一位叫王軒的山東老工人讓杜維明看到了希望。老人自己出錢從民間把孟廟流失的磚頭一塊一塊地買回來，重建孟廟。1994年，老人給遠在美國的杜維明寫信，邀請他參加山東鄒縣“孟子學術會議”。杜維明在第一時間從波士頓飛抵北京，晝夜不停趕到濟南，等他到達鄒縣已是凌晨4點。準時站到會議的講臺上，杜維明全然忘了疲憊，因為儒家文化在民間復活的跡象讓他興奮不已。

“這也是我的社會”

引領杜維明走上儒學之路的是高中老師周文杰。周文杰是當時儒學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他將杜維明引薦給牟宗三。于是杜維明有時間便跑到臺灣師大去聽牟宗三的課，師徒眾人還一起結伴到戶外品茶論學，談經辯難。

在這樣的潛移默化之下，杜維明從儒學中找到了極大的樂趣。

“旁人會認為我這幾十年一帆風順，從臺灣到美國，在普林斯頓、柏克利、哈佛之間走來走去。其實我付出了加倍的努力。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得不到認同，別人經常說：你在搞儒學，腦子有問題啊？”早在讀哈佛時，就有一些教授勸杜維明改行，因為在美國搞中國哲學幾乎看不到前程，畢業后很可能連份工作都找不到，“但是其他事情對我沒有誘惑，我的興趣在這里。”

和杜維明交談，很快能發現他對中國現狀了解得極其廣泛而深刻。他這一代的海外學者，大多是在海外生活多年，回到大陸講講學，怎么講都隔了一層痛癢。記者不禁問他：“你怎么這么了解我們的社會？”他立即反駁，“不僅僅是你們的，這也是我的社會。”

正是有了這樣的心態，他才會憂慮。“現在中國社會的浮躁非常嚴重！三四十歲的精英分子，英文非常好但是文化底蘊非常差，而且很傲慢。有一次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邀請中國一位年輕的企業家去研討，他張口就問：是我跟他們學還是他們跟我學？還有一次在聯合國作演講，每個人發言的時間都限定了，國際上的著名學者都提前寫好發言稿，把握時間。可是我們的一位年輕學者沒有作任何書面準備，上臺先花5分鐘‘熱身’，到他真正要講的時候沒有時間了。更讓人擔心的是，真正想在文化上有所創見的年輕人太少。在美國曾經有一個調查，金錢、權力、名譽、公益、智慧，讓大學生們選擇這些要素在人生中的排序，美國是公益、智慧在前。中國大學生的答案什么樣，大概我們猜得到。”

他的憂慮常常是具體的，從環境到房價，從汽車數量到資源消耗。在杜維明的定義中，埋首于書桌前是學者的權利，而擔當天下則是義務和責任。

文明融合大于沖突

在“文明沖突論”泛濫的今天，杜維明積極致力于推動“文明對話”。他認為，不同文明之間既要承認對方的存在，尊重其存在的價值和條件，又應具備文明對話主體的批判性。

《環球人物》：上世紀90年代，您的同事薩繆爾·亨廷頓發表了轟動全球的《文明的沖突》，認為沖突、威脅勢在必然；但您幾乎同時提出“21世紀是文明對話的世紀”，這是為什么？您怎么看待西方社會的“中國威脅論”？

杜維明：“文明沖突說”是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亨廷頓認為，直接對美國造成威脅的是伊斯蘭世界，但是間接的威脅來自東亞儒家文化圈，特別是中國。其實，“中國威脅論”的理論根源始于此處。

但不同文明之間是可以相互學習的，文明不能單以器物論高下。當代中國人受西方思維方式和科學方法的訓練，已經習慣于把科學技術水平的高低和物質文明的發達程度作為衡量民族文明優劣的標準。所以才會問“文明之間怎么對話？”大家認為低水平文明學習高水平文明是天經地義的，高級文明能從低級文明中學到什么呢？

實際上文明的發達程度不能簡單用經濟、科技、軍事實力來衡量。比如19世紀初，法國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征服了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宗教和藝術發展遠遠超出法國，其繪畫藝術直接影響了法國印象派的創作風格。

所以不同的文明間需要學習，需要對話。中國儒家的兩個基本原則應當成為構建全球文明對話的基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強人所難，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另一個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己要發展就一定要讓別人也能發展。

對于“中國威脅論”，現在很多西方人士也認識到了問題的另一面，改變了觀點。《大西洋月刊》2007年7月發表了一位學者的文章，內容是關于中國產業發展對美國的影響，他到深圳走訪了多家電子產品類的工廠，看到中國有一批高品質的廉價勞動力在為全世界服務。他發現，中國在給美國提供廉價的商品，購買美國的債券，這也有利于美國的發展。

《環球人物》：現在經濟全球化日甚，是否也會導致文化的全球化和趨同化？

杜維明：經濟全球化決不簡單導致文化的全球化，反而會在世界范圍內催生各民族的文化自我認同和本土化意識。

可以說全球化跟以前的現代化模式不同，不是一種方式統一一切，而是強調了各個地方的特殊性。比如有人研究過麥當勞的全球化成功，麥當勞并不是把一種食物向全球銷售而已，而是經過了各種不同的地方化。所有成功的跨國公司沒有例外，都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非常重視不同的地方性。

以前美國的文化屬于大熔爐，現在大家認為大熔爐大有問題，把各種多元、多樣的元素都熔化掉了，很不健康。應該讓不同的文化元素各顯精彩，在這個前提下發展。

因此，追求和諧必須尊重差異，甚至可以說，差異是和諧的內在要求，這也是儒家所倡導的“和而不同”。

《環球人物》：就即將到來的2008北京奧運而言，我們如何在差異中求和諧？

杜維明：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和”，而在希臘奧林匹克精神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競技”。如果一定要在二者中找出一致，“射藝”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拉弓射箭人人可為，但射中靶心者總是少數，因為高超的“射藝”要求射手在挽弓的體力與瞄準的智力之間把握精準的平衡。一個射手只有達到自己心與身的內在和諧，才能在與他人的外部競賽中無往不勝。

雖然競技項目很容易點燃強烈的民族情感，但是這個問題在中國不需要憂慮，因為中國人有很開闊的心懷。比如，最普通的中國百姓都會關心國際時政，中國的天氣預報內容包含了全球各個國家，連我們的小孩子說起美國籃球明星也都是如數家珍，對于大多數美國人，根本做不到這些。

我聽說2008年將有2.5萬名記者來中國報道奧運，其實他們就是借此來了解中國。這些西方記者會發揮他們深度調查的特長，一定會揭中國的“瘡疤”。我們可以完全放開給他們看，好的替我們宣揚，不好的我們迅速改。

越開放，大家對中國的觀察越深入，這是必然的。舉個例子，美國有一個團體專門找中國的茬，說中國的孤兒院情形非常糟糕。結果波士頓一些領養了中國兒童的家庭告訴媒體，我們調查了上千所孤兒院，假如真有你們描寫的現象，那也是極少數的。媒體隨后馬上噤聲了，這就是開放的效果。如果明年有來搗蛋的人，我們更加要放開了去給他們看，這才是成熟的社會。

（編輯：陶淘)

杜維明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聯合國推動文明對話杰出人士小組成員。1940年出生于昆明，自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至今。他的研究以中國儒家傳統的現代化為中心，被稱為國際漢學界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來源：《環球人物》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