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不管是從對話國的背景，還是從雙方與會人員的名單來看，剛剛在華盛頓開幕的中美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都能稱得上“重量級”三字。中方派出的是以國務院副總理吳儀為首的龐大政府代表團；而美方團隊則由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帶隊，雙方會談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有效發揮對話機制的作用，讓全世界規模最大和發展最迅速的兩大經濟體加強戰略互信，推動中美經貿關系乃至中美建設性合作關系不斷向前發展。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這一功能設置，從很大程度上說，是對于近期美國國會中再次發作的“中國恐慌癥”的一劑良藥。

首先來看看美國會“中國恐慌癥”的“病情”吧。在共和黨和民主黨陣營中，都有議員跳出來爭相表達自己對于中國的擔憂。在他們之中，將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順差數字作為“罪證”，指責中國“操縱利率”者有之；聲稱中國“非法”出口補貼者有之；批評中國保護知識產權不利者亦有之。這些議員們為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議案，當然，其中有些議案永遠也成為不了法律，但有些還是有可能在國會中過關的，其中最具威脅的議案包括認定中國存在非法出口補貼，允許美國企業尋求補償性關稅。

巨大貿易順差、巨額外匯儲備、操縱匯率、重商主義，聽著這些從美國議員口中表現出來的“中國恐慌癥”的“癥狀”，我們的近鄰日本也許能感到似曾相識。的確，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期間，美國也曾經發作過一次“恐慌癥”，只不過那次的“病根”不是中國，而是日本。在當時，日本對美國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激增，這些都被美國方面視為東京操縱利率，展示其重商主義姿態的證據。而當像洛克菲勒中心這些美國各地的地標建筑紛紛被財大氣粗的日本財團買下之后，在高失業率中掙扎的美國的“日本恐慌癥”再次加重，經濟上的緊張局勢甚至影響了美日安全同盟的發展。

不過和當年的“日本恐慌癥”相比，如今美國內“中國恐慌癥”的病情顯然相對較弱。首先，今日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超過了上世紀80年代的日本；第二，雖然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當年的日本存在不小差距，但今日的中國已經成為了美國發展最為迅速的出口市場；更為重要的是，世貿組織（WTO）及其所制定的一系列仲裁規則，已經成為了現今世界各國解決貿易爭端的準繩。從目前來看，美國國會似乎仍然傾向于在WTO的規則框架內，來解決美中之間的貿易問題，這也就意味著，美國可能單方面給中國設置貿易壁壘的行為，無論是在范圍，還是在程度上，都要比當年“日本恐慌癥”時期收斂很多。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對于中美年貿易額已經接近3000億美元的這一現實局面而言，出現一些小的摩擦也是在所難免的。

當然，盡管如今美國國會的“中國恐慌癥”還不會對嚴重到引發中美之間的全面貿易戰，但我們仍然不能忽視它的現實基礎和潛在的消極作用。由于美國房地產業的泡沫問題，美國國內的就業形勢未來將變得嚴峻，而隨著2008年總統大選日期的臨近，美國選民很可能受到政客們鼓動，將中國視為未來主要的競爭對手。

更令人擔憂的，是中美在戰略層面上的風險：相比日本作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友，中國在五角大樓等一些部門眼中還擺脫不掉軍事競爭對手的角色，因此一旦經貿摩擦升級，中美構建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的努力就有可能受到阻礙。但是，這種地緣政治上的競爭升級，應該是建立在中國對美國經濟構成真正威脅的基礎之上的，而事實情況卻是恰恰相反。中美之間正在進行的第二次戰略經濟對話，就是要從中美長期戰略合作的高度來認識中美經貿關系，通過對話避免經貿問題政治化，加強合作，采取有效措施妥善解決中美經貿關系中的突出問題。如果這一目標能夠圓滿達成的話，那么美國內“中國恐慌癥”的治愈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信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