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思想解放我們都勇立潮頭
“歷史一再證明，社會發展每每到了關鍵轉折點，都會有突破性的標志，而這些標志似乎都有著一些共同點，比如都有思想解放的烙印，都有青年的身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院長任劍濤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1979年，正在基層做團委書記的郗杰英在媒體上發表了關于如何從實際出發學習理論、如何正確看待青年追求物質利益的問題的文章，勇敢地涉入“禁區”。
如今已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的他，親眼見證了中國青年在解放思想舞臺上的積極表現：一個為主流意識所不容的畫展，不能進入展覽館，只得在展覽館的樹林里掛在繩索上展出，但依然被驅散，年輕的畫家仍未放棄，輾轉到公園里展出。
從《愛情的位置》到《污染須清除，精神要美化》，再到《定遠縣農村青年戀人“私奔”采訪記》——當年的《中國青年報》作為青年的良師益友，始終站在“文革”后撥亂反正、推動思想解放的輿論前沿，成為一個時代的縮影。
俞可平的話一語中的：青年人善于學習，勤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挑戰，樂于進取。他們沒有思想的束縛，沒有觀念的僵化。
一代代青年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中，成為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的先鋒。
1978年年底的一個晚上，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戶村民，要“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以后能干，每戶保證完成每年上交的公糧，不再向國家伸手”。從而開啟了聯產承包責任制，邁開了農村改革的第一步。
同年的江蘇江陰市，吳仁寶帶領華西村不怕“退回資本主義、搞家經濟”的反對，偷偷摸摸地辦起了小五金廠，當年村集體賬戶上有了100萬元。
到1979年年底，全國個體戶登記就突破10萬，形成了非公經濟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傻子瓜子”創始人年廣久推動、成就了個體經濟群體的出現，步鑫生、馬勝利……
青年改革人物風起云涌，張海迪等青年榜樣感動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