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時黨發(fā)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革命形勢依然處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沒有認清形勢。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這次會議后，一些地區(qū)盲目暴動帶來的慘痛失敗，使中共中央冷靜下來重新考慮問題。1928年4月，中央臨時政治局發(fā)出通告，承認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至此，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范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為什么革命處在低潮而黨內卻會出現(xiàn)“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呢?這是因為中共中央和許多共產黨人對中國政局的復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對敵人野蠻屠殺的滿腔憤恨和復仇渴望，像一團烈火燃燒在許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們容易產生一種近乎拼命的沖動，并把一部分先進分子的認識水平誤看成是廣大群眾的認識水平。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在各地武裝起義蜂起的時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放在城市。實際上，從外國搬來的“城市中心論”是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在如何認識中國革命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這里后，抓住統(tǒng)治階級內部發(fā)生新的破裂的時機，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剿”，并全力進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有了初步基礎。

朱德、陳毅率部分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當地農民舉行湘南起義后，向井岡山轉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澤東率領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在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邊界蘇維埃政府后，紅四軍接連擊破國民黨軍隊的三次“會剿”，井岡山根據地得到發(fā)展和鞏固。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平江舉行起義，組成紅軍第五軍，12月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

根據地的武裝斗爭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的初始階段，主要任務是發(fā)動農民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工作只在個別地區(qū)試行。隨著根據地的逐步穩(wěn)定，1928年5月至7月，在邊界各縣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

在創(chuàng)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紅軍中有人對于在四周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fā)展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回答了這個問題。決議指出，由于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tǒng)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yè)經濟(不是統(tǒng)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以至連續(xù)不斷的戰(zhàn)爭。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種條件堅持下來并得到發(fā)展。只要有繼續(xù)向前發(fā)展的革命形勢，有很好的黨并制定正確的政策，有很好的群眾，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于作戰(zhàn)的地勢和提供足夠給養(yǎng)的經濟力，紅色政權就能夠存在和發(fā)展。

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斗爭，代表著中國革命發(fā)展的正確方向。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chuàng)建，以及在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的成功實踐，不僅為各地起義部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